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了实行汉化，决定迁都洛阳，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北魏实行汉化最重要的措施。这个行动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北魏政权。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以进攻南齐为借口，率领文武大臣及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行至洛阳时，正好碰到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困难，但孝文帝仍坚持行军，大臣们本就不想征伐北齐便借天气原因纷纷出来劝阻，孝文帝则乘机迫使大臣们同意了迁都洛阳的要求，这便是北魏孝文帝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一举措的成功方便了北魏进一步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并加强了对黄河流域的统治。但是迁都洛阳除了给北魏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之后，也带了巨大负面影响。然而，孝文帝的英年早逝，使得迁都洛阳给北魏王朝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得到消除反而进一步加深，并且最终导致了北魏的灭亡。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厉行全面汉化，他所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同时，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诸多环节不仅需要执政者的热情与魄力，而且需要一定的过程与时间的消耗。
孝文帝为何要迁都洛阳?
第一，与倾慕汉族文化有关。孝文帝拓跋宏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对汉民族的文化极其崇拜。他从小由其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是汉族人，知书达理，聪明果断，曾执掌北魏大权二十多年，她参照汉族的文化制度，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孝文帝在她的熏陶下，成长为汉文化忠实的推行者。
孝文帝说过：“此间(指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这段话清晰表明：为了向先进的汉文化学习，改变本民族的落后面貌，就必须迁都到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去，而洛阳是中国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迁都以后，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可见孝文帝迁都与其倾慕汉族文化有关。
第二，统治中原的需要。孝文帝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不愿仅仅做“夷狄”君王，还要做中国人的君王。要想做中国人的君王，自然要把国都放在中国正统的国都所在地更名正言顺。孝文帝曾说：“国家兴自北土，移居平城，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这表明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北魏都城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对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他关于“帝宅”、“王里”的说法，说明他要通过迁都洛阳以获得汉族地主认可的正统地位。另外，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以后，连年对南齐用兵，直到卒于南征的军事行动中，可见孝文帝还希望通过迁都洛阳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
第三，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平城偏北地寒，粮食产量非常有限。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悲平城，驱马入方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后来，作为京城的平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队伍逐渐庞大，粮食供给问题凸显出来。当时平城没有水陆漕运，交通极不发达，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费时费力消耗多，成本也极其昂贵。而洛阳处于北方的中心地带，平原地区，交通便利，迁都洛阳就解决了最根本的粮食问题。
第四，地理环境的影响。平城地处偏北，地形多山，气候干旱，气温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自然条件制约着北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洛阳地处黄河中下游西岸，卧居中原，山川纵横，素有“九州暖地”之称，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自然成了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场所。曾是东周、东汉、曹魏等朝代的都城。
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举措，不仅展现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其结果使洛阳在曹魏、西晋之后再度繁华、辉煌。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 494年，下令禁胡服。鲜卑旧俗，披发左稚，妇女冠帽著夹领小袖短袄。孝文帝下令“禁胡服之制”，一律穿汉装，并亲自在光极堂给群臣颁赐汉族“冠服”。其次，改鲜卑姓为汉姓。过去鲜卑人多是复姓，因姓名重复，曾影响鲜汉联姻和鲜汉贵族地主间政治上的合作。孝文帝把复姓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并自己带头改姓，诏日:“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为德，故欣谓拓跋氏。夫土者黄色为中，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于是，自代来者，皆改之。改姓后,不仅鲜汉同风,因都是炎黄子孙，当然应视同一家了。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是政治上一件大事。迁都的目的，在于利用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实行有利于北魏发展的汉化政策，它是北魏政策中的重要内容。魏孝文帝的改革，对鲜卑族来说，促进了以鲜卑族为中心的北方各族的封建化，推动了鲜卑族文化的发展;对中华民族来说，汉化政策使中华民族的骨干一汉族，吸收了更多少数民族的文化，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促进了汉族文化的发展。由于孝文帝迁洛和实行的改革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从而促进了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改革家。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年仅33岁的孝文帝病死于南征的前线。当时的汉化运动正在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都需要通过更深层的改革来克服，以免出现严重的危机。但孝文帝的突然去世使其全面汉化政策因未及深入和完成，遗留问题不少，负面效应明显。一是迁洛破坏了拓跋鲜卑原来的利益制衡关系,激化了拓跋鲜卑的内部矛盾,使北魏王朝原来的立国根基动摇了。尽管北魏孝文帝以南征为借口迫使文武百官同意了迁都洛阳。但就整体而言，鲜卑民族的保守势力根深蒂固，反对迁都、抵拒汉化的旧贵族人数颇多，力量甚大。例如贵族元老重臣拓跋丕,就因反对迁洛而被降职为都督,领并州刺史。一些极端保守的鲜卑旧贵族，在迁都过程中则不断制造事端，甚至在代北发动军事***，如穆泰、陆睿等人，其背后的精神支柱实际上是元丕，而孝文帝太子元恂也不赞成迁都，参预谋反，一度谋划北奔。可以说，以孝文帝为代表的南迁集团与代北保守势力公然决裂了，这便引起了鲜卑上层内部的严重分裂与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魏的统治基础，而孝文帝的英年早逝，使其未来得及制订出消除这些分裂的措施，导致这种分裂与冲突一直存在。
二是分定姓族，使鲜卑宗室贵族等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在汉化改革过程中获得了最大利益，与鲜卑民族中的其他阶层形成了严重的分化和对立。孝文帝迁洛之后,由于在指导思想上认为主要威胁来自南朝,轻视北边防务,不再优待六镇将士,而内迁的贵族仕途通达,排斥守边贵族,号其为族“府户”,当做仆役看待。朝廷对六镇将士少给衣食,各镇军官自更残酷地吃刻薄普通士卒。
此外,随从魏孝文帝内迁的普通鲜卑人和宿卫军人,被看作寒人和武人,寒人永无入仕的希望,武人不列清流,不得任高官美职,这种人也对朝官切齿.为各方面所切齿的朝官,分成派别,争夺权位,又互相切齿。这样,鲜卑族内部的分裂,愈来愈深,到魏孝明帝时,鲜卑政权已失去大多数鲜卑人的支持，最终导致公元523年爆发的六镇流民暴动,及至尔朱荣攻入洛阳。
三是，南迁洛阳，促使北魏统治集团腐化堕落，丧失了平城时代的朴素传统和尚武精神，重走西晋司马氏集团的老路,无可挽回地腐败下去，并且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述当时“帝室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夸”，他们甚至与腐朽的西晋王公相竞，声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以奢侈相骄。西晋发生过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 , 而迁洛之后的北魏出现了元深与元雍争豪的丑闻。 另一方面，孝文帝迁都之后，父子相继在洛阳大兴土木，耗费民力国力，加剧人民的负担和对人民的剥削。
孝文帝迁都之后，重修魏晋时的台榭观阁并增添设施以满足自己的享受，修筑洛阳城的民夫日“有万计，,而工程的耗费“日损千金”，他这样作的结果是上行下效。另外，他的儿子宣武帝更是宠幸奸佞,朝政大坏而一发不可收拾。而当时的人民则承受着沉重的徭役负担，再加上迁都之后，孝文帝多次对南方用兵，.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势必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此，在迁洛之后孝文帝在世时,就不断发生起义暴动,先后有定州民王金钩,新野民张睹、徐州郭陆等揭竿而起,反对横征暴敛。宣武帝、孝明帝时,此类事件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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