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明朝中后期对明朝初期有维系的话，那是对明初基本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的维系;当然明朝中后期相比于明朝初期而言，“演变”远远重于“维系”，演变是政治形势、经济状态的演变，最明显的是明初太祖明令禁止的宦官专权，这一时期愈演愈烈了。
明太祖极力控制的朋党，这一时期已经难以遏制，太祖最为痛恨的“权臣擅权”，这一时期也渐渐演变为首辅之争。要论及这所有演变的原因，恐怕重要的是“强君”逐渐转向“弱君”，皇权出现了衰落，皇帝的权力有一部分，下移到了宦官和权臣的手里。
正统初年，刚刚继位的明英宗，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期的各项政策，社会还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后来宦官王振开始掌权，开启了宦官大范围干预政治的先河。在王振的怂恿下，明英宗轻易地发动了对瓦剌的战争，而且还“御驾亲征”。在这一次从开场便猜得到结局的战争中，作为大明皇帝的明英宗竟作了俘虏，王振也在战争中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虽然王振被杀，但是明朝并未因此而稳定下来。
“土木之变”以后，明朝又发生了英宗复辟和曹石之变，严重动摇着明朝的统治基础。到了成化时期，明朝的政治形势没有得到任何好转，宦官专权更加严重。
成化时期的宦官专权权势更盛于前，宦官的权力变得更大：操纵官吏的任免;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担任镇守、守备以及出使等职务，在东厂之外，权宦汪直还增设了西厂，弄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
明宪宗之后的明孝宗，是中后期难得的“明君”，有的史书将明孝宗与汉文帝和宋仁宗相提并论，他所统治的时期也被赞誉为“弘治中兴”。
但是这种“中兴”的气象如烟花一般，虽然绚烂但却短暂，而且明孝宗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修补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不具有持久性。
所以在明孝宗死后，出现了“人亡政息”的遗憾局面，中兴就此收场，随之而来的是更加黑暗的统治。代替明孝宗坐上皇帝宝座的是明武宗朱厚照，其荒废政治，重用宦官刘瑾和佞臣江彬，使得宦官专权的局面又重生，而且更为剧烈。而明武宗却到处巡游，大兴土木、沉溺女色、甚至好玩猛兽。
这样一个腐朽荒唐的皇帝，将明朝的政治推向了极端腐败的境地，长达十六年的明武宗正德年间的统治，对于明王朝而言是一场浩劫。
明武宗之后的明世宗，嘉靖年间的统治也是弊端丛生，而且时间还要更长，明世宗在位长达四十五年之久。在明世宗刚刚继位之前，杨廷和曾进行过一次改革，改掉了一些弊政，澄清了政治。
但是这些善政很快便被明世宗抛弃，而从此陷入了“大礼议”时期，后来明世宗渐渐沉溺于方术迷信中不能自拔。于是嘉靖年间，农民暴动和兵变风起云涌，社会矛盾更加白热化。
明穆宗隆庆年间，社会已经暴露出了太多的危机，明穆宗在位六年，但仍然如之前的几个皇帝一样，无心于政务，只沉醉在挥霍浪费的奢靡生活中，眼睁睁看着政务一天天荒废下去。困扰着嘉靖时期的首辅之争，比之前更为严重，财政危机不断加深。
这六年无疑使得本已困顿不堪的明王朝雪上加霜，从嘉靖年间到隆庆时期，各地也有过规模不一的改革活动，改革与社会颓势相伴而行，颓势催生改革，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颓势。
明穆宗之后便是明神宗万历时期的统治了，这在明朝中后期的历史上，属于一个重要转折点的时期，万历十四年又是一个更为具体的分水岭，万历十四年以前，皇帝还比较能够励精图治，对于政务也是比较上心。
但是万历十四年之后，明神宗长期怠政，造成国家机器的运转处于半停顿状态中，“人滞于官”和“官曹空虚”的现象极为严重。怠政期间的明神宗甚至连“太庙都不亲祭”，其荒政的情况可见一斑，万历中后期，吏治败坏、军队腐朽，矿监税使横征暴敛，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明神宗死后，明光宗继位，但是他执政的时间也就一个多月，便又莫名死去，但是至于明光宗死去的原因，又导致了正直派和邪恶派官员的长期争论、攻讦，这就是有名的明朝三大案之一的“红丸案”。
明光宗之后是明熹宗天启年间的统治，在登临大统之前，又发生了沸沸扬扬的“移宫案”。而后这个时期深受天启皇帝宠幸的宦官魏忠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魏氏集团”，宦官专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个时期的明朝已经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一样，奄奄一息。
明熹宗之死和明思宗的即位，标志着魏忠贤专权的结束，这是明思宗统治初期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明思宗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他希望能够剔除弊政，扭转明朝的局面。但是社会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这个时期的明朝已经是积重难返，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暴露无遗。
明思宗统治时期又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便是“求治过急”，明思宗的性格刚愎、狭隘，与臣子之间失去了信任，对于很多问题是想得多，做得少，最终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满族的强兵劲旅逼上了绝境。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明朝的统治终于土崩瓦解，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中被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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