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圣殿般的雪山——昆仑文化与中华源头文明

“横空出世莽昆仑”，昆仑山犹如一条玉带，横峙西北大地，将无数江河湖海揽入怀中。

昆仑文化因昆仑而名，更因西部大开发而声名鹊起，在各方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日渐形成一股“昆仑文化”热潮。虽然很多地方包括甘肃、新疆都在打造昆仑文化，但大家普遍共识的只有青海，因此有学者主张将昆仑文化界定为“青海昆仑文化”。

哪什么是昆仑文化呢?顾名思义，就是以昆仑山为精神载体的文化，是对广大青海人民几千年独具特色的卓越创造的肯定，是对神秘高原自然、人文、审美经验的积累，是对生息繁衍和社会进步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总汇。作为昆仑文化，它过去反映着中国文明史上极其为重要的年代，今天仍是我们探究中华悠久文明的源头。

昆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

昆仑山，最早见于上古文献《尚书·禹贡》。《河图》描述其“天中柱，气上通天。”《水经注》言：“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尔雅》言“河出昆仑”。《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淮南子·地形》更对大禹在昆仑上的神奇所见进行了渲染。《神异经》中黄帝、颛项、帝喾、尧、舜五帝所理，与天感应，巡幸昆仑，昆仑因而被誉为中国的“奥林匹斯”，是“百神之所在”和“帝之下都”、“万山之祖”。

《山海经》、《神异经》、《淮南子》、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后汉书西域传》、《汉武内传》、《穆天子传》、《庄子》、《楚辞》、《诗经》、《列子》、《史记》、《拾遗记》、《博物志》、《独异志》等，无不留下昆仑神话的烙印。在古希腊神话中，在远古时期，世界发生了大洪水，诺亚用方舟拯救了人类。而在昆仑神话中，伏羲与女娲在大洪水时，幸运地躲在昆仑山上，他们等洪水退却后，走下昆仑山，结婚生子，繁衍出人类。这场大洪水对人类留下的震撼，持久而深刻。

翦伯赞在《先秦史》中指出，“在野蛮时代之初，分布于甘肃、青海一带的诸羌之族，亦开始新的迁徙。一部分沿南山北麓之天然走廊，西徙新疆，与原住塔里木盆地的诸氏族发生接触。中国传说中，许多神话人物皆与昆仑山有关，或与西王母有往来，正是暗示这一历史内容”。李文实更是得出结论：羌人先民最早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缘，接受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熏陶，是“炎黄”的后裔并以此凝聚着整个民族的共同心理，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他说，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祖先——炎黄，与历史上先后出现的部落和部落联盟有关，而炎帝部落既是青藏高原古代先民羌人的祖先，又是华夏族的结合体。一批批昆羌人走下昆仑山，来到东方，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

戴传贤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从人类文化与生物演变“共生”规律的角度，探讨了青海远古文明的重要地位，在人类文化与生物演变的“共生”中，水是主要的元素。马克思有个著名的观点，认为水是人类文明发源的象征。而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长江、澜沧江则均发源于青海，素有“江河源”之称，号称“中华水塔”。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戴传贤指出：“青海是中国文明的策源地，滔滔河水，终于流成了泱泱大国。”他撰文称：“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几乎都可以在青海溯源觅踪的”，“青海是中国文化的鼻祖，中国百姓的老家'；“从青海的山脉、水源清楚知道，中国文化发祥地不在别处，就在青海高原”；“青海是中国民族生活的源泉地，是各民族真正交换文明、交换血统的一个和平美丽的舞台”。他还说：“如把中国与欧洲比，青海就是希腊；如果把中国比春秋，青海就是岐山”。

从此，昆仑文化在人们的心目中便有了象征意义：由于人类认识的扩展，昆仑已不局限于青海昆仑，“昆仑文化域外别有”、“海外亦有昆仑”、“昆仑到处皆有”的说法比比皆是。上世纪40年代中期罗家伦先生考察青海，有感于昆仑，曾挥笔写下了题为“中华民族的故乡”的诗歌，其诗称：“青海青，黄河黄，还有那滔滔的扬子江，牛儿肥，马儿壮，昆仑山下好牧场，白云千里鸟飞翔，我们发源在青藏高原，这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故乡。”这首诗后来经音乐家王永阶谱曲后，在全国各地传唱开来，至今成为凝聚海外华人的精神力量。

昆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艺术之源

据考古发掘，早在2-3万年前，青海高原就已有人类活动并创造了原始的远古文化。在沱沱河沿、海西小柴旦湖等处，发现距今至少2万至3万年前的旧石器等物品。在距今6800年的贵南拉乙亥、宗日文化遗址，距今4000年的马厂文化遗址，距今2500-3600年的齐家文化遗址、辛店文化遗址，以及分布广泛的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精美的彩陶如舞蹈纹彩陶盆、双人抬物彩陶盆、彩陶鼓以及大量的骨刀、叉、骨勺等生活器具和玉器、青铜器等礼器。而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公共墓地、民和喇家部落遗址的发现，更加肯定了青海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事实。

昆仑是最早的佛教传入的地区，也是藏传佛教下路宏传之地。宗教文化与民间文化相映成趣。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的酥油花、堆绣和壁画，合称“艺术三绝”。小镇隆务镇的“热贡艺术”更是蜚声海外，影响遍及国内藏区及印度、尼泊尔。在观赏宗教艺术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寺院娱神舞蹈表演——跳欠，乡村的血祭——“腮插钢钎”、“额开山红”仪式和原始遗存——“於菟”。

青海被誉为歌舞之乡，“花儿”的海洋。更是歌的源头，舞的源头。从舞蹈彩陶盆中看到中华乐舞的影子。正如有了“花儿“曲才会有中原俚曲“叶儿曲”。无论《六国朝》、《四国朝》、《异国朝》、西凉曲都是胡乐蕃曲在中原的演绎，纳入王廷，成为雅音。现在居住在河湟地区的汉、藏、回、土、撒拉等各族群众，无论在田间耕作，山野放牧，外出打工或路途赶车，只要有闲暇时间，都要漫上几句悠扬的“花儿”。人人都有一副唱“花儿”，漫“少年“的金嗓子。《四季歌》被选入“中国十大经典民歌”，被广为传唱。根据《四季歌》等河湟花儿曲调创编的舞蹈《花儿与少年》曾风靡全国，并被全国人民所熟悉。

刘千立说，青海果洛是格萨尔王国的故地。《格萨尔》作为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生动地再现了青海高原古老的藏族文化和古代藏族社会的生活和风俗习惯，堪称藏族的百科全书。在青海辽阔的藏族地区，格萨尔说唱艺人更是比比皆是。在青海玉树地区流传的故事就有五六十部之多，已经文艺工作者整理成章的就有近百集。其中《霍岭大战》还被搬上戏剧舞台，演出后引起极大轰动，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作为中华民族的艺术之源，此言一点不虚。

昆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

裴文中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则从考古学角度提出了青海史前文化的地位。他在《中国史前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一书中指出：“彩陶发达的中心无疑是黄河流域，西起青海，东迄河南，中间包括陕甘二省……青海史前文化与中原有一脉相通之处，其为中国文化的孕育地。当无疑问也”。

顾颉刚教授在《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中提出：“中华民族的人文的始祖炎黄首先是羌人的祖先，然后才是华夏族的祖先”，“不仅以炎帝为宗神的古代羌人生活在今青海祁连山南北河湟之地，而且青、甘、陕、川一带，主要是炎黄部落联盟活动，成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五千年文明都可以在此溯源觅踪。正如有些学者所讲，不能认为西部从来就是落后的，其实很早的时候这儿的文明就从此向东传播和从南边进入大陆，由西边、北边、东边进入大陆的文明在此交汇。青海历史上像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集散地，大家都在这里交流，然后又从这里“派发”出去。这与羌部落起源于青海高原，通过唐蕃古道和河南道向外发展是一致的。

在尖扎发现的据今5000年，并刻有北斗七星和牛郎星的石刀，使我国观测天文的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而喇家石磬、沈纳铜矛，体形之大，各个可谓器中之王，王者之器(为中国之最)。他们是代表一个王国王权与神权的礼器。喇家石磬虽经过4000多年的历史沧桑，至今依然音质清脆。对照这些实物，可以肯定这里曾是我们民族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喇家遗址所反映出的文化东移，为顾颉刚、姜亮夫等专家提出的中国神话起源于西部的论断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由于气候和洪水等原因他们放弃了原本生活的土地，宗日、喇家的后人在东方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就有了文明的东播。

炎帝神农，传播农耕。在喇家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小麦麦种。大禹导河，从堵到疏，反映了卓越的水利文明。

当然，昆仑文化还包含着草原文明，易华在《中国家马与游牧民族起源》中指出，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都显示出氏羌是中国最早的游牧民族，它起源的时间和地域与家马的起源正好吻合。氏羌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开始向四周迁徙和分化，将养马的技术逐渐传播到了中原，西南和东北。

昆仑文化是玉文化，屈原《九歌》中提到：“登昆仑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齐光。”郭宝钧《古玉新诠》说：“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正是昆仑玉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对玉石文化的尊崇。

民族文化研究专家任乃强先生从考察世界文明起源与生物的关系上指出：“盐是人类文明发源的重要象征”，他认为，在几十万年前从印支半岛北上的若干群猿人，到达青藏高原的北部的羌塘地区，以羌塘的近几百个盐湖为住地，然后古羌人向东发展到昌都东北的察零多盐泉，后来发展为苏毗、东女国和西康地区的一些部落，再往东到通天河及黄河上游地区的哈姜盐池，形成又一个羌族文化中心，后来发展为“多弥部”、“党项部”，与康区的“白兰部”和昌都的“苏毗部”构成古羌族的第三个文化核心。这第三个古羌人文化核心形成时间，大约距今一万年以上。从哈姜盐池向北发展，发现了察卡盐源，从而形成了又一个羌族文化中心。他们的后裔成为汉代河湟、大小榆谷的羌人。创造了盐文明。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指出，在中国文字中许多字和偏旁，如羊、祥、羹、馐、善、义、羲等，都曾与羌人有关，是对羌人文明崇拜的反映，也是华夏文化中西戎羌人文化的初源的遗存，甚至意味着羌人确实创造了丰富的文明。

结论

昆仑文化作为黄河文明，在人类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以其鲜明的风格和较高的水准而兴起，始终为中华早期文化的扩散提供着动力。昆仑文化的原生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再加上昆仑文化自古以来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就形成了“源头文化“。昆仑文化可以是根部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思想之源、艺术之源、精神之源；昆仑文化是多元文化，昆仑文化的发散，构建了昆仑文化不同的版本，在多元的经济区域中，造就了风格异殊的人文景观，造就了绚丽多彩的诸多亚文化；昆仑文化是包容文化，始终以其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和文化上的交流和认同，体现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特点；昆仑文化是特色文化，是保持特色的文化、主导特色的文化、开创特色的文化；昆仑文化还是不断发展的文化，它不断渗透包容，不断扩大着内涵与外延，与时代潮流相结合，始终紧跟着时代的步伐。这种文化到了今天，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昆仑文化已成为“三个特别”、“柴达木精神”和西部大开发丰硕成果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结晶。

可以说，昆仑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淳朴包容、乐观向上、坚韧不拨、不断创新的进程。我们常讲，21世纪的竞争是文化力的竞争，文化力是软实力，谁能够抢占文化先机和制高点，谁就能够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昆仑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将为我省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源泉和动力。

我们将不断地发现昆仑文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