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张仃奉命赴法主持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工作。时值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来法国访问，在接到文化部“随团访问法国各地”的电报后，张仃便向代表团建议去法国南部拜会毕加索。
张仃回忆说：“毕加索的家是海边的一所别墅，我们到达的时候，毕加索刚睡起午觉，穿着短裤、背心从楼上走下来热情地欢迎我们。原以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豪华，因为当时他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画家，一张作品值几十万美元，但没想到他的工作室里除了画作是新的，几乎一切陈设全是破旧的，墙上灰迹斑驳，沙发已经露出了弹簧。可是毕加索好像熟视无睹，墙上、地上到处都是他的画作。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翻译水平所限，双方无法进行充分交流。”
张仃指着一张和毕加索的合影，笑着对记者说：“我在中国人里算比较矮的，我俩站在一起个头相当，他在身高普遍比较高的欧洲人里，实在是太矮了。”据悉，张仃曾建议毕加索做中国的荣誉公民，邀请他到中国看看。对此，毕加索思索了一会儿回答说：“中国太好了，但是年纪太大了，怕到了中国后，（艺术）又有一个大变化，自己会受不了。”最终，毕加索没有到过中国。
张仃在拜会之前就知道毕加索非常钟情于非洲等地的民间艺术，所以就准备了两张有门板那么大的门神木版年画。可出人意料的是，同行的一位政工干部却阻止说门神是封建迷信，不宜送给外国人。但令张仃稍感欣慰的是，他的另一件礼物――木版水印的《齐白石画集》后来给了毕加索很大的影响。就在代表团拜访毕加索不久后，张大千也前来拜访。毕加索一边向张大千展示自己临摹的齐白石的兰花，一边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在东方。”这段话后来成为广为世人引用的名言。作为回敬，毕加索送给了张仃一个小册子，也是他多年来非常珍爱的一间物品：“也巧，我们去的时候，桌上正好放着毕加索一本刚出版的小画册，他就拿起一枝红蓝铅笔照着我的名片在扉页上写上‘张仃’两个中文字，其中‘张’是蓝色，‘仃’是红色，又画了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下面签了自己的名字。”这两个略显稚嫩的中国字，代表的确是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中两个大师的交情。
此次会面是张仃一生仅有的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见到毕加索，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之后彼此再没有书信来往，一直到1973年毕加索去世。其间有很多人对毕加索的艺术有所异议甚至贬斥。1983年，当毕加索的原作终于可以在中国展出时，当时一本名为《新观察》的知名杂志邀请张仃谈谈毕加索。张仃说：“我一直不愿意谈论毕加索，并不是因为压力。毕加索的艺术有无限意味，而语言是有限的，难以表达我对毕加索的热爱。但现在有很多人在反对毕加索，我不由得说，不懂毕加索的艺术，正如一些只精于加减乘除的人，无法进入更高的数学境界，就说爱因斯坦和数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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