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酒的发展

假如目前的进程有可能逆转，那么，将来也许有一天，不但中国人知道，全地球的人也可能都会知道，中国的酿酒业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渊源。而白酒，则将以其特有的传统固态发酵工艺，与世界其它主要蒸馏酒迥异的风格口味而在全球酒饮料中独树一帜。

白酒，曾与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休戚相关。在改革开放之后，曾有过巨大的发展，在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满足市场和消费需求，提供就业，活跃经济及增加地方和国家财政积累等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然而，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逐步出台了一系列对白酒行业进行限制及差别性待遇的政策和措施，而且，逐步加码，愈演愈烈。这些政策经过十几年的演进，不但已经对整个中国饮料酒行业的结构和布局及白酒行业本身的发展产生了、而且还会继续产生深远而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将对目前我国加入wto情况下白酒业最终面对国外冲击造成困难。

更长远地看，随着中国日后在经济、文化、旅游及国际市场营销技巧等各方面在全球地位的日益提高，作为具有浓厚东方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白酒，将极为可能成为世界酒饮料中一类重要的主流产品而风靡全球——只是，我们的机会还没到。而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我们能够预见到的，则只能是一个在国内市场上被彻底边缘化的本土饮料。到那时，恐怕留给我们自己和后代的，只能是无限的懊悔和无奈的悲哀。

看看苏格兰的威士忌、法国的白兰地和葡萄酒，源自欧洲的啤酒，美国的玻磅威士忌、俄罗斯的伏特加，以至于日本的清酒和韩国的烧酒——再看看我们死气沉沉的黄酒和精力旺盛但却长期备受打压的白酒。我们不会因为在与世界接轨的大潮中短暂的迷失而过多地受到责备，中国和世界也不会因为少了种叫做白酒的液体而停下脚步。但面对一个实施了十几年而明显地为行业带来困扰的白酒政策时，也许多一点反省对白酒行业不无益处。

一，政策回顾

关于对白酒行业的限制政策，笔者遍翻历年《中国轻工业年鉴》《中国食品工业年鉴》(以下简称《轻工年鉴》、《食品年鉴》)，试图追根寻源。其端倪最早见于1986年对上年酒类市场需求与现状的总结：“1985年酿酒工业虽有较大发展，但品种结构还不能很好适应消费需要，清凉饮料型的啤酒，旺季市场上供需矛盾仍较大。高酒度的白酒产销已趋饱和，且牌号杂乱亟待整顿……”

当年年初在贵阳召开了全国酿酒工业增产节约会，明确了为了大力节约粮食消耗必须调整酒类产品结构的大方向。从而拉开了今后十七年对白酒行业实行种种限制与歧视政策的序幕。

在当时中国刚刚开始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计划经济的影子，基于上述判断，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加大对啤酒工业的投资力度。“为了使啤酒在‘七五’期间有较大的发展，1985年，国家计委、建设银行总行、轻工业部，对‘七五’前期的啤酒新增生产能力项目进行了具体安排，落实新增啤酒生产能力220万吨”。“1985年国家和地方拨放28亿元专款发展啤酒工业。目前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66个项目中，53个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及设计任务书已完成，49个项目的国内资金已基本落实，40个专用设备制造已初步落实，新增啤酒设备的总能力达200万吨”。1985年中国啤酒产量为310万吨强，较上年的224万吨增长38.6％：同年白酒产量338万吨弱，较上年增长6.5％。1985上马及计划新增的啤酒生产能力几乎是1984年产量的一倍，可见当时国家对啤酒工业扶持的力度之大。

1987年，饮料酒行业的政策进一步明确为：“……在生产结构上，正按照消费结构变化和政策需要，向着四个方面变化，即：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化，蒸馏酒向发酵酒转化，粮食酒向水果酒转化，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化的‘四转化’政策”。指出要对使用浆果原料如葡萄、山葡萄、柑桔、苹果、梨等的酿造酒及野生浆果资源的开发与对扩大生产规模、对黄酒在生产、宣传上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支持。当年中国的413万吨的啤酒产量首次超过350.6万吨的白酒。而这一“四转化”政策，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业界及政府有关各部门制定行业发展规划的指导。

次年，《食品年鉴》进一步明确了酒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提出将白酒在饮料酒中的比重逐步“控制在30％以下为妥”的目标。其中谈到，1987年酒类和酒精生产共耗粮1700万吨，其中白酒耗粮约1000万吨，酒精300万吨。酿酒工业耗粮巨大，因而在发展政策上除适度满足消费需求外，必须是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不断加强宏观控制，尤其在税收上要研究按酒度纳产品税和在价格上采取蒸馏酒增价的做法，以使酒类产品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阶段得到健康合理的发展。在技术上则应推广液态法生产，通过调香、勾兑生产白酒。同时为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及减少粮食消耗．”应在贷款、还贷、使用资金、税收、价格等政策方面”对酿造酒及非粮食原料酒给予扶持。1987年啤酒产量为540.43万吨，增30.86％；白酒产量在降度取得一定进展的情况下达到了近乎“失控”的431万吨，增22.94％。

自1987年贵阳会议之后，经过三年的酝酿与准备，在节粮与限制高度酒发展的旗帜下，各项限制白酒发展的具体措施终于出台并不断朝着打压白酒的方向发展。1988年7月开始放开，粮食酒价格上调并将白酒产品税由原来的30％增加为35％。其后于1994年由增值税与从价计征的消费税取代产品税，规定白酒消费税率为25％。但在鼓励酿造酒的政策下，啤酒、黄酒及葡萄酒的消费税则为从量计征的220元／吨与240元／吨。1998年规定白酒企业广告不得税前列支。2001年规定白酒消费税在原有的25％基础上另行加征1000元／吨并取消白酒企业外购酒消费税抵减政策。相对而言，黄酒及葡萄酒消费税则仍然保持不变，啤酒则仅对企业平均售价在3000元／吨以上的部分另行加征50元／吨。

与税收与广告税后列支政策并行的，还有来自各个方面的舆论导向与行政措施的限制。上至国家领导人，中央部委，下到专家、记者，无不以有意无意地打压白酒行业的发展为正统与正确：白酒消耗了大量宝贵的粮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是健康的杀手，甚至可能与粗野与不文明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因此它也就理所当然地退出了中国的国宴和集团消费以及绝大多数可以称得上的“大雅”之堂。在一切有机会推销中国文化与白酒的场合一一外交事务、商务洽谈，文化交流——香槟、红酒、甚至啤酒都似乎更能代表我们的身份：一个历史悠久，却因开放而努力地与国际接轨的中国。

二，中国饮料酒的结构变化

上述限制白酒发展的政策在迅速改变中国饮料酒结构这一单向指标上，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见附表)。1978年，中国白酒产量为143.7万吨，啤酒40.4万吨，黄酒40万吨，果露酒16.4万吨，葡萄酒6.4万吨，分别占58.2％，16.4％，16.2％，2.59％。如果说，这样的饮料酒产品结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的结构失衡，也许没有人会反对。

到国家大举投资的66个来自29个省市自治区的啤酒项目逐步投产之前的1986年，产量结构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年，啤酒在经历了连续八年介于27.7％与39.3％的高速增长后，首次以413万吨的产量超过350万吨的白酒。同时果露酒、黄酒及葡萄酒等其它酒种也在1978年至1986年期间经历了健康的成长，分别于当年达到109.3，86.9，和25.3万吨。各酒种的比例结构为白酒35.6％，啤酒41.9％，果露酒11.1％，黄酒8.81％及葡萄酒的2.57％。

自1987年到1993年，也就是在酝酿及出台第一轮限制白酒政策至1994年取消产品税之前，约594万吨的白酒年产量在中国饮料酒中的比重已降至30.2％弱，基本实现了1987年时将白酒“控制在30％以下为妥”的预定目标。当年啤酒产量为1191万吨，占61％弱。果露酒、葡萄酒与黄酒等酒种的份额则分别于1986、87年达到顶峰开始下滑，1993年产量分别为56.2万吨、29万吨、及97.3万吨，所占比例则分别为2.9％、1.5％和4.9％。

去年，也就是最新一轮限制白酒措施出台的2001年，我们看到的就完全是一个比1978年的饮料酒市场更加失衡的市场：这里，啤酒产量占到整个市场的79.25％!白酒占14.7％，黄酒4.5％，而果露酒和葡萄酒则分别仅占整个市场的0.7％，0.9％!!

诚然，鉴于白酒行业存在着大量的小酒厂，因此1998年轻工总会统计口径的变化会造成部分小白酒厂产量脱离统计范围。然而，即使如此，啤酒也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迅速走向一支独大。而当年鼓励黄酒、果露酒及葡萄酒的相关政策目标也可以说是遭遇了彻底的失败。照这样下去，不出十年，白酒这个中国本土饮料酒市场最具活力，最为顽强，也是问题最多的一块阵地，也可能随着国内啤酒业癌症般的扩张和入世后各色洋酒的渗透而彻底丧失。这决不是我们所愿看到的!

编后：1987年全国酿酒工业会议，出台了酿酒行业“四个转变”的发展方向及有关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其中“粮食酒向水果酒转变”，当时对节粮。重视人民吃饭问题有重要战略意义。对调整酒类产品结构，十五年来也取得了很大改变。但当前水果酒产量远小于粮食酒产量这一事实，有待进一步努力。至于有关政策方面问题，如何调整完善，请业界人士见仁见智，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