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恽是丞相之子，为何却会遭受腰斩之刑呢？

司马迁因为替投降的李陵辩护而遭受腐刑，然而他的外孙杨恽比他更为倒霉，因为在汉宣帝时期遭受了酷刑“腰斩”，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这背后的原因，确实让人感到有些无可奈何，他在被罢官之后给曾经的好友孙会宗写的一封信，没想到竟成为了促成其腰斩的重要物证，可以说这一封《报孙会宗书》就是压死杨恽的“最后一根稻草”。

杨恽的获罪，大难不死却不知收敛

说到杨恽，他除了有司马迁外孙这一个身份之外，他还是丞相杨敞之子，年少就有轻财好义的名声，在当时也是家喻户晓的名士，深得朝廷器重，担任郎官。

按照常理来说，其在朝堂上有顶级的官宦势力，还和掌握史书修撰的“史官家族”有关，自身名声也不差，这样的人物在汉朝应该是顺风顺水才对，怎么会被罢官，甚至差点被处死呢?

这与其“臭脾气”有关，杨恽的性格与司马迁有些相似，但却比较偏激，行事也比较阴狠，得罪了太多的人。

根据史书的记载，杨恽在仕途上的表现更像是一个不畏强暴的直臣，敢于冒死进谏。当然，这种行为也和其背后的强大势力有关，即使是皇帝也不能真的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对其进行严重的处分。

最为重要的是，“霍氏”谋反一事就是杨恽揭发的，而霍光和其父亲杨敞却有深厚交情。杨恽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了其忠诚的品质，事后被封侯，也自此得到了皇帝的信任。

这种的“告密”行为仿佛让杨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于是同僚中有人得罪了自己，他便专门去搜集人家的罪证，然后打击报复，所以得罪了非常多的人，这其中就有一个叫做“戴长乐”的。

戴长乐是汉宣帝流落民间时认识的旧友，登基后任命其为太仆。他曾经对别人说自己亲眼见证过汉宣帝登基的全过程，可能在吹嘘的时候还有所表演，于是就被人告了一状，理由是他为其他人演练祭祀等仪式，意图谋反。

戴长乐下狱之后，怀疑就是与他有过节的杨恽告密，于是就写了一封揭发杨恽罪状的上书，记载了杨恽的一些诽谤朝廷和皇帝的罪行。

比如，杨恽见到“高昌侯车奔入北掖门”的时候，就对别人说，曾经也有人这么做过，结果门塌了，马死了，最终汉昭帝驾崩了。最终还来了一句“今复如此”，一切都是天时注定的。

再比如，杨恽曾经观览皇宫中所挂的古今帝王画像的时候，指着“桀”、“纣”说，如果天子经过此处的时候，能回想二人的恶行，反思自己的过错，那就可谓“得师”了，但对尧舜等贤王却只字不提。

诸如此类的话语杨恽确实说了不少，甚至还用过“亡国”等事迹来讽喻当今，语言可以说相当不讲究。

于是，杨恽被认定为“大逆不道”，其罪也当死。

汉宣帝感念二人的情谊和功劳，不忍心杀死他们，于是就将其贬为庶人，连家产都没有抄没，可以说是比较宽厚了。

但杨恽回家之后表现出了极大的怨念，大有一种以“破罐破摔”的行为来进行无声反抗的举措，这也引起了其好友安定太守孙会宗的注意。

孙会宗出于好心，写信给杨恽，劝他收敛一些，不要为自己招惹祸端。可杨恽非但不领情，反而写了一封回信，不仅怼了孙会宗的一番好意，更是“阴阳怪气”地表达了自己对朝廷的不满。

也是巧了，有一次发生了日食，有人举报说是因为杨恽对朝廷怨怼愤恨所引起来的。在搜查他家的时候，这一封回信被汉宣帝看到了，这才有了“腰斩”的结局。

那么，在这封信里，杨恽都写了什么内容呢?

《报孙会宗书》写了什么内容?牢骚怨怼

杨恽被罢官之后，开始了兴产置业的举动，且非但不加掩饰，反而大张旗鼓，日夜招引宾客，饮酒聚会。

孙会宗正是看到了他这样的行为，才写信告诫他，大臣获罪之后应该表现得战战兢兢，有所悔恨，即使不面壁思过，也不能过分招摇，否则会被认为是对皇帝有怨愤，容易招惹祸端。

杨恽见此，在《与孙会宗书》中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阴阳怪气地“辩解”，实际上就是表达了自己对罢官的不满。

他先是说了自己之前得意的经历，年少成名，位在列卿，爵当通侯，在朝堂之上有匡扶社稷，以宣德化的理想和能力，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为国为民的忠臣形象。

但笔锋一转，却点明自己是因为一点捕风捉影般的流言获罪，甚至差点被灭族。本来他都以为必死无疑了，不想还能得以活命，这都有赖于陛下的“圣明”。

这是典型的“正话反说”，表现了浓浓的怨愤之情。紧接着，他再次以同样的手法“辨解”自己敛财、欢宴的行为。

他说，自己既然已经被贬为庶民了，那么就当一个普通的农民努力耕种，给陛下多交点税，这才是悔过的表现，所以才会努力地购买田地。

而他家乡是秦地，所以喜欢玩弄一些本地的乐器;可妻子等是赵地之人，所以也会其他地方的音乐;还有一些奴婢舞姬一类的，在农闲时分寻点乐趣也是正常行为。

这些话所表露出来的“怨愤”就相当浓厚了，以明显的谎言来愚弄他人，实际上不是为了自我辩解，而是为了表达不满的情绪。

甚至他还将自己行“商贾”之事解释为自污名声，让世人都了解自己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势利之徒。继而发出了感慨：

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

杨恽“狡辩”说，自己已经低到尘埃之中了，竟然还有人说他的坏话。那他获罪的缘由更是可想而知了，明显是受到了冤屈。

更为严重的是，杨恽在《报孙会宗书》的结尾处通过讽刺孙会宗“人云亦云”般劝诫自己，表露出对整个时代的不满，认为此乃浑浊乱世，抨击汉宣帝为不辨贤愚的昏君。

于是，在一次日食发生之后，有人说这是杨恽怨愤所致，抄没其家果然搜出了这样一封书信。汉宣帝看到之后极为愤怒，最终以大逆无道的名义将其腰斩，妻子流放，侄子免为庶人，甚至孙会宗也因此而免官。

有人将杨恽《报孙会宗书》比作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是不太恰当的。这篇书信其实和秦代李斯的《狱中上书》如出一辙。

李斯在下狱之后曾给秦二世写了一封上书，在其中将自己担任秦国丞相以来，拓土开疆、歼灭六国、一统文字、树立秦王威望等等行为总结为“七大罪”，说任何一条都足以成为其死罪的明证，能苟活至今都是奇迹。

这是典型的战国策士辞锋，以“反话”的形式来讽谏君王，达到自我辩解的目的。只不过效果并不好，李斯和杨恽最终都得到了“腰斩”的结局。

实际上，《报孙会宗书》如果只作为汉代散文作品来说，其行文笔法、感情表达方式等方面都可以说是有汉一代的上乘之作，不比其外祖司马迁《报任安书》逊色。

但从精神境界来说，这篇文字充斥了“怨愤”之情，阴阳怪气的说话方式，以及以自我为中心却有意忽略事实的行为，是落了下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