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贵为天子 皇帝为什么要自己写罪己诏

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古代罪己诏，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古代皇帝作为九五之尊，皇帝为什么要写罪己诏?皇家不是很注重颜面吗?

“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中国古代帝王贵为天子，九五之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代王朝遇到大灾大难天灾人祸时候，都往往颁布“罪己诏”，以昭告内外。唐代白居易《长庆集贺雨》：“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

《左传》日：“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夏禹和商汤是历史上最早“罪己”的帝王。商汤反省自己的错误，“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公元前179年，有人建议汉文帝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说：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飨也，天下人民未有惬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

有人根据《二十五史》进行统计，认为中国历代共有79位皇帝颁布过罪己诏：汉朝15位，三国3位(其中曹魏1位，孙吴2位)，晋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代8位，五代6位，宋代7位，辽代1位，金代1位，元代4位，明代3位，清代8位。

作为“君权神授”九五之尊的古代帝王，为什么要写罪己诏呢?

古代帝王自认为“奉天承运，受命于天”，是上天派下凡世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故称“天子”。中国人“法天敬祖”的观念根深蒂固，《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帝王是畏天命的，各种天灾便认为是上天向他发出的警示，往往引咎自责，下罪己诏。晋武帝(司马炎)在太康七年( 286)下诏说：“比年灾异屡发，日蚀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善，实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极言其故，勿有所讳。”北魏孝文帝(元宏)在太和九年( 485)下诏说：“数州灾水，饥馑一再遇到，致有卖鬻男女者。天之所谴，在予一人，而百姓无辜。”

把天灾与帝王的关系理论化的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其学说的理论核心。

董仲舒主张君权神授，认为君主是受上天的旨意代替天来世间进行统治的，代表了天的意志，是天的化身，一切臣民都要绝对服从，“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董仲舒用天人感应吓唬帝王，以达到约束帝王行为的目的。天现祥瑞是在表彰帝王功勋显贵，而灾异则是谴责帝王昏庸，“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殆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历史证明董仲舒的这一套天人感应根本管不住肆意妄为的帝王们，在强大的帝王权力面前，就连董仲舒自己都差点丢了脑袋，“竞不敢复言灾异”。

皇帝在罪己诏里边往往痛心疾首，如“天下治乱，在予一人”、“百姓姓有过.在予一人”、“天著厥异，辜在朕躬”、“厥咎不远，在余一人”、“天变娄臻，成在朕躬”、“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灾异屡见，咎在朕躬”、”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等等。说得这么情深意切，那么能不能辞职让贤呢?真有大臣相信皇帝觉悟到了可以禅让的地步了，史载昭帝元凤三年(前78)《春秋》学家睢弘借泰山大石自立的奇迹，劝昭帝禅让贤人，结果以妖言惑众之罪伏诛。

司马光评价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汉武帝不得不在晚年发布《轮台罪己诏》，《汉书西域传赞》：“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宋杨万里《读罪己诏》诗：“莫读轮台诏，令人泪点垂。”汉武帝做一点检讨居然感动了很多人。

苏轼一眼就看出罪己诏的实质，“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罪己诏不过是帝王收买人心的表演秀而已，只有极少数是真心改过的，大部分都是给大家看的。

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长期以来尊君卑臣，儒生叔孙通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吏记》卷九九《叔孙通 列传》)叔孙通的意思是皇帝永远不会犯错，即便错了，也不能公开纠正，使人了解皇帝也有过错。在强大的君权面前，大臣战战兢兢，寄希望于上天的警告和帝王的道德修养。

亡国之君宋徽宗，在金朝兵临城下之时才想起下罪己诏，“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宋徽宗在亡国的时候才后悔太晚了点吧，南宋龚明之的笔记《中吴纪闻》记载，雍孝闻问宋徽宗，“陛下求直言，有云言之者无罪。今诏墨犹未干，奈何以直言罪人?”结果被皇帝的侍卫以他不知敬畏、唐突圣上而用“拄斧撞其颊，数齿俱落”。

天人感应吓不倒帝王的，有哪个帝王因为天灾而退位的。这不过是儒家在理论上对君权的一种限制罢了，结果变成了帝王表演的工具。最讽刺的是君臣共同把天灾看成是上天的意志而无所作为，李提摩太在1878年指出：“中国的前贤先哲往往因为公众所遭受的灾害谴责皇帝，然而现在，官员们却把无法挽救的饥荒理所当然地视为上天的意志，以此来表明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但是，如果官员们振作起来，尽职尽责，并且学习其他国家的赈灾经验，灾荒是可以挽救的。儒生的傲慢自负、佛教徒的无所作为、道教徒和风水先生的迷信，确确实实是一种罪过，亿万民众因此陷入了毁灭的境地。”(李提摩太著，李宪堂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