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劫　莫高窟沉甸甸的劫难实录

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当西方列强瓜分中国长江南北的大片领土的时候，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帝国主义国家也开始了一场空前的掠夺、瓜分中国古物的竞争。

敦煌文献劫难，是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上的最大损失之一。中国敦煌学者的研究因此倍历艰辛。由于文献、文物大部流散国外，中国学者只好远涉海外，抄录拍摄少量材料，进行研究。

中国学者倒真像玄奘一样辛苦求经，然而求的却是原属我们自己的经，难怪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悲愤地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文化劫难

公元１８８９年，英国大尉鲍威尔，在新疆库车附近的一座废佛塔中，无意中得到了一批梵文贝叶写本。印度的梵文学家霍恩雷博士鉴定出这是现存最古的梵文写本，于是，新疆出土文物的重要学术价值很快就被欧洲学术界得知。而与此同时，法国的杜特伊·德·兰斯探险队，也从新疆和田地区买到了同样古老的佉卢文贝叶本《法句经》，这些大大刺激了欧洲日益兴盛的东方学研究。

在此影响下，罗马在１８９９年召开了第１２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成立了“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人种探察国际协会”。从这以后，西方各国纷纷派出考察队进入我国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区，开始大肆掠取沙漠废墟、古城遗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１９０８年俄国科兹洛夫发掘了甘肃居延附近西夏古城黑城子，英国斯坦因在１９００—１９０１年、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１９１３－１９１５年曾３次探险中亚；１８９９—１９０２年，瑞典斯文赫定考察中亚时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１９０６－１９０９年，法国伯希和考察新疆、甘肃等。另外，日本、荷兰、普鲁士等国的探险队也对中国西部进行考察。数不清的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从此源源不断地被他们掠走，入藏于各个国家的图书馆或博物馆。

在这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中，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和文物，也没有逃过劫掠者的魔爪。

第一个强盗

据现有的一些史料记载当时第一个来敦煌盗窃藏经洞文献的外国探险者是匈牙利人斯坦因。早在１９０２年，斯坦因就从他的同乡好友、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济那里听说过敦煌莫高窟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斯坦因是考古学家，他不懂汉语，但却在１９０７年前往敦煌以前，已经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和田、尼雅、楼兰等地许多古遗址进行过发掘，盗取了大量文物和古代写本，是个积累了相当经验的“考古家”和“发掘家”。所以，在他第二次的中亚探险过程中，楼兰的发掘工作一结束，就沿罗布泊南的古代丝绸之路，穿过库姆塔格沙漠，于１９０７年３月１６日来到敦煌。

斯坦因来到敦煌后不久听到一个绝非空穴来风的重大传闻：莫高窟“藏经洞里偶尔发现了大批古文写卷”，“这批无价之宝据称当时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这激起了斯坦因极大的渴望。斯坦因立即出发，来到莫高窟找王道士。他看了一卷精美的汉文佛经后，认为密室所藏写卷主要应是佛经。斯坦因虽然不懂汉文，但从外观上已经感觉到这种写本一定很古老。他知道一定得等到王道士回来才能见到大批的写本，所以就抓紧时间返回敦煌县城，雇了一批工人，先去挖掘敦煌西北长城锋燧遗址，获得了大批汉代简牍。

巧取豪夺

斯坦因回到莫高窟后先是驻扎在莫高窟外研究壁画，后假言称自己为佛教信徒，骗取王道士的信任，获得了入藏经洞研究的机会。

当时，藏经洞的写本还没有大量流散，斯坦因要想和他的中文助手蒋孝琬在洞窟中做翻检工作是不可能的，王道士也怕这样会引起旁人的注意。于是，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写本，拿到附近的一间小屋里，让斯坦因和蒋孝琬翻阅检选，由于数量庞大，斯坦因放弃了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就这样，凭着自己的老谋深算，斯坦因用很少的几块银元和一个绝对严守秘密的保证，换取了满满２４箱写本和５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或刺绣等艺术品，经过１年零６个月的长途运输，于１９０９年１月完整地抵达伦敦，入藏英国博物馆。

１９１４年３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中经过敦煌时，又从王道士手中得到５７０卷敦煌文献。可以说，斯坦因是盗走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斯坦因因此一时被誉为“他同时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然而在一片喧闹的叫好声中，自始至终存在着另一种声音。即便在英国，也有人谴责他的强盗行径。

虚伪的汉学家

前来敦煌盗宝的第二个人是法国的伯希和。伯希和是专门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除了精通汉语之外，还懂得几种中亚流行的语言。从１８９９年开始，他供职于设在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曾在１９０１年前往中国购买书籍、绘画和美术品。他在语言上的天赋和对中国图书版本学的知识，为他后来盗窃藏经洞文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１９０８年２月２５日，伯希和一行来到莫高窟前，伯希和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写本出卖给斯坦因的事，所以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很快，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而且还允许他在洞中挑选。

伯希和挑选完毕，以６００两银子，换得了藏经洞写本的精华，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攫取的多，但质量和史料价值是最高的。

１９０９年５月，伯希和又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从河内出发，经南京、天津，到北京购买汉籍。这时，从藏经洞劫得的大批文献已安全运抵巴黎，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伯希和于是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来到北京，出示给北京的中国学者，目的是讨好他们，以取得在收购珍本汉籍时的帮助。

家贼难防

当时在北京的许多著名学者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董康、宝熙、柯劭忞、江瀚、徐枋、吴寅臣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参观或抄录，他们为这些珍贵写本落入外人手中大为震惊，立刻上书清朝学部，电令驻兰州的陕甘总督，让敦煌县知县调查清点藏经洞文献，不许卖给外人，并让甘肃布政使何彦升押运送京，交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收藏。王道士好像早就料到这一点，在官府清点之前，他早把一些比较好的写本转移收藏起来。而前来押运的清朝官吏不懂文物，并没有把藏经洞文献收拾干净，而且沿途又遗失了不少。

当运载写本的大车进了北京城后，押运官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而是拉到自家宅院内，伙同亲友李盛铎、刘廷琛等人，把其中的许多珍贵写本据为已有，然后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总共约９０００多件。

据有关史料记载，何家藏品后来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在台北。其他也大部分转售日本了。王道士隐藏起来的写本，一部分后来送给了斯坦因，还有一部分在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买走，总数也有数百卷。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没有经过考古学的训练，从他们在新疆盗掘古墓的行径来看，也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得到敦煌写本后，既没有编目，也没有马上放入博物馆保存，以至后来流散各地，甚至不知所在。

最后的窃贼

俄国的奥登堡是最后一个来藏经洞盗宝但收获并非最少的人。他是帝俄时期的著名佛学家，他率领俄国考察队于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间来敦煌活动考察，他们测绘了莫高窟４００多个窟的平面图，还拍摄了不少照片。据说他们还在已经搬空了写本的藏经洞从事了挖掘，结果获得了大批材料，虽然多是碎片，但总数在一万件以上，它们目前收藏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因为奥登堡的工作日记一直秘藏在苏联科学院档案库，所以奥登堡如何搞到这么多藏经洞文献，至今仍然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