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在朝廷为什么一直受到排挤呢？

饱读诗书的解缙，却被朱元璋罢了官，就这样离开了朱元璋的身边。解缙归乡后，顺从太祖的旨意，潜心读书著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直到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解缙始终被排挤于朝廷之外。因为他与当时专制皇权所需要的奴役化驯服工具格格不入。解缙的命运与当老其才的方孝孺有些相似，但在建文一朝，二者的际遇却有着天渊之别。

当听到太祖驾崩的消息时，解缙再也按捺不住，顾不得尚未安葬的老母和九十多岁的老父，急忙赶赴京师。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一片忠心竟会招致横祸。解缙背上了不忠不孝的罪名，被发配到河州卫，充当一名守边的小吏。此时的解缙，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万般无奈，给深得建文帝宠信的董伦写了言辞凄切的“陈情表”，终于在建文元年，诏其回京任翰林待诏。

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三年，曾名噪一时的大才子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在建文一朝的解缙，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他始终保持着沉默，因为“他身上所带有浓重的儒生习气，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格格不入，他只能在沉默与碌碌无为中生活，而隐迹于潮流之中，他一旦要有所表现时，便必然地遭到挫折与诬陷。

他所接触的人和周围的环境时刻都在摧折着他的士气”。郁郁不得志的解缙，在起落中，学着放下儒生文人的清高，转而向现实低头。而朱棣发起的靖难之役，推翻了建文帝的政权，解缙便在第一时间拜倒在其威权之下。因为“如果不是燕王夺位的成功，他将作为一个被时代埋没的人才而永远沉默下去。”新政权的建立，给解缙新的契机，改变了解缙的命运，也将他的人生再次推向了巅峰。

永乐时期的宦海浮沉

解缙率先选择迎附归顺朱棣，原因很简单。在建文一朝，解缙一直处在被压制的状态，郁郁不得志，淹没了他的才华和抱负。所以朱棣的夺权，对他是一个新的机遇。于是解缙选择了投靠朱棣，这自然令朱棣欣喜无比。因为方孝孺、铁铉等人的不配合，使他的颜面尽失、威信跌落。而解缙的归附，则可以弥补这一尴尬局面，给朱棣挽回了些许颜面。不久，解缙便由原来的九品翰林待诏超升为正六品侍读，连升三品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

解缙升迁如此之快，必有特殊原因。这其中很有可能是他接过了方孝孺不肯接的担子，那就是为朱棣起草登基诏书。明史的作者只是猜测，没有得出结论。而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则明确指出当时诏书出自解缙之手，当时诏书出于解缙之手是很可信的。正是解缙写了符合朱棣心意的诏书，又有迎附之功，才会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平步青云。到了八月，解缙与杨士奇、胡广等人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真正成为朱棣的近侍顾问与心腹。

朱棣就寝时，让解缙坐在床榻前对答。春风得意的解缙，受命编修了《太祖实录》和《烈女传》以及旷世之作——《永乐大典》，此时是解缙人生的巅峰时刻，但他却没意识到潜伏的危险已向他逼近。解缙无所顾忌的评议朝臣和深受皇帝的宠信，加深了廷臣对他的仇视与怨恨，而其危险还不止于此。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居于最高统治者身边，更是时刻充满危险。解缙的危险就在于他参与了涉及皇权统治的储位之争，并且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皇权中最敏感的神经，触碰它的结果是万劫不复。朱棣在立太子的时候，按照传统惯例应该立长子朱高炽，但朱棣更倾向于选立一直为自己征战效力的朱高煦。而对于这一关乎国祚的大事，朝臣意见不一，朱棣十分为难，在私下里常与解缙交谈，并夸赞太子仁孝，但朱棣并不为之动容，于是解缙又说：“好圣孙”指朱瞻基，朱棣才点头称许，太子的人选遂确定下来。

解缙的处境更加危险

而与皇位一步之遥的朱高煦，认为是解缙阻止了自己成为九五之尊的命运，对解缙的怨恨由此加剧。不时向朱棣告发解缙，解缙的处境更加危险。太子时常不能令朱棣满意，朱高煦却日加受宠，礼秩甚至超过太子。这在深受儒家正统观念影响的解缙看来，自然是不合礼法的行为，将会开启皇位之争，导致社稷混乱，所以他再一次劝谏。但这一次，却适得其反，他被朱棣骂为离间骨肉，朱棣对解缙的不满情绪剧增，渐渐疏远了他，加上朱高煦等人的诬陷，最终以廷试读卷不公的罪名把他远谪朝外。

解缙此时百口难辨，最终成为朱棣父子皇位斗争游戏的牺牲品。永乐八年，解缙入京奏事，适逢朱棣北征，解缙谒见太子后便返回。这又给朱高煦留下口实，解缙入狱的真正原因，在于他私见太子，在朱棣看来这是对皇权图谋不轨的表现，由此解缙身陷囹圄就不足为怪了。解缙在狱中苦苦度过了五年，一代文学才子就这样走完自己短暂却又崎岖的人生。有人说“死亡也正是一种解脱，这同时也意味着在历史上保留下来一个不肯适应封建专制模式的典型人物，而使解缙成为后世士大夫们的理想与楷模。”

解缙这个不适应专制模式的才子，等待他的只有悲剧命运。从解缙一生的经历来看，他对于皇权有种若即若离的情愫。当仕途亨通，与皇帝亲密无间时，他会大胆的劝谏，提出建议进行规劝。而当他的主张不能为皇帝接受，或是生命面临威胁之时，他便失去了以往的锐气，选择悄然屈从于皇权之下。

其根本原因是，儒生们没有独立的基础，他们只能依附、委身于皇权之下。像解缙之类，他又想保持独立的品格，而不单纯以皇帝之是非为是非，他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而现实却不给他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注定他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饱受煎熬。但也有些儒生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背弃了自己的道义，把完全依附于皇权作为自己谋取荣华富贵的阶梯，而丧失了儒生的信仰，其典型代表就是陈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