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太师”这个位置都是人臣的巅峰，号称天子之师，再进一步就要谋朝篡位，所以很少有下场好的。北宋文彦博，历经四代皇帝，正色立朝，是个很称职的太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宋仁宗晚年身体状况很差，又没有儿子。文彦博等大臣为了政权稳定，请求立宗室子弟为储君，即后来的英宗皇帝。英宗继位后，很承文彦博的情。他并不居功，推托都是先帝圣明，太后协助，自己没干啥。英宗则说，你当初建议立储，对朕有恩。
文彦博在仁宗朝是宰相，现在官居枢密使，班次应该排到现任宰相后面。英宗特旨：彦博位居宰相之上，以示朝廷礼敬贤臣之意。
英宗人不错，可惜身体太不争气，三年多后驾崩，传位给儿子神宗。
新皇帝的人品跟父亲相似，也懂得感恩，说文彦博建议立储，才有了我们父子俩的帝位。文彦博把以前对英宗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神宗更被他的谦逊所感动。
神宗对文彦博等老前辈很尊重，但最重视王安石。神宗、王安石君臣，都以变法图强为己任，志同道合，成为最佳拍档。
仁宗朝，文彦博做宰相的时候，王安石还只是外地通判(副职州官)。文彦博向仁宗推荐这个后辈，说他淡泊名利、坚守道义，应该破格提拔。
王安石不愿越级晋升，谢绝升官。不过，由此名声大振，简在帝心。
提携之恩，王安石想必不会忘记。有了这段渊源，二人的关系应该很融洽吧?
实际上二人反目成仇。
难道王安石忘恩负义?
要论个人品行，王安石正直清廉，犹在文彦博之上。之所以不念旧恩，因为对他来说，变法具有最高优先级，所有反对者都是敌人。而文彦博对于新法，深恶痛绝。
彼此理念不同，非但分道扬镳，还要互相攻讦。你赞成的，我必反对。
宋朝与西夏的军队在边境对峙，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主帅李复圭派遣部将李信出战，临行前授予阵图，把路线、战法全都安排好，想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战机瞬息万变，哪有这么简单?李信老老实实服从上司的安排出击，结果大败而还。李复圭为了洗脱自己，上奏时把责任全部推给李信，要求杀了这个败军之将。
枢密使文彦博主管军事，认为李复圭是主导此战的指挥官，应该负责。宰相王安石的看法正好相反，一言而决，同意诛杀李信。
陕甘前线的人们大多觉得李信很冤枉。
文彦博愤于黑白颠倒，又反感新法，便向神宗上书说：“朝廷行事，一定要合乎人心，兼听众人议论，以安静持重为先。陛下励精图治，可是人心不安，说明改弦更张有所失误。祖宗法度未必一无是处，不过是有片面不全的弊病罢了。”
王安石不服气，针锋相对地上书反驳：“为百姓造福，有什么不对?万事苛求细节，是西晋的风气，对治政有什么好处?”
你来我往打嘴仗，分不出输赢。御史张商英为了依附王安石，恶意诬告文彦博，结果查无实据，自己反被贬往外地。
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市易法，即朝廷设立交易机构，平价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通过限制不良商家囤积居奇，既减轻百姓负担，又增加朝廷收入。
想法特别好，实际操作起来，问题特别多。朝廷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难免引起不公平竞争。再加上一些官员借新法之名，捞取个人私利，百姓反而受害。
文彦博目睹市易法扰民，一心想推翻。正好华山发生了山崩，他便上书说市易法与民争利，天怒人怨，以致灾害发生。
王安石气坏了，若有所指地上书：“市易法为民解困，官员怎么可能得利?山崩针对的是小人!”
官员经商的弊端，我们现代人都明白。王安石是古人，这方面经验不足，再加上性格执拗，始终不肯面对问题。
可他是当红辣子鸡，文彦博争不过，一气之下交了辞职报告。神宗给老同志加了一堆荣耀的虚衔，安排到北方的大名府工作。
有人看到王安石的对头退居二线，便想上去踩一脚，借机上位。一个叫汪辅之的官员，向朝廷上奏举报，文彦博混日子，出工不出力。
神宗在奏折上批复，并转给文彦博：“因为过往的恩德，麻烦您卧护北方大门，小事不必操心。辅之小臣，胆敢无礼，将予以处置。”
老前辈即便退下来，也不是等闲人可以欺负的。汪辅之投机失败，被免去官职。
王安石急于有所作为，改变宋朝积弱的现状。一些好事之徒趁机投其所好，献上不切实际的“创新”点子。有个宦官搜罗了一种发明，称作“浚川杷”，即疏浚河道之耙。在长达八尺的巨木上，安装两尺长的齿，做成耙子，用石头压住增加重量。耙子以粗绳连着两条大船上的绞车，跟随船只运动，起到清理黄河水底淤泥的作用。
这种治理河道的新发明，当时就被很多人视作笑话。黄河水深的地方，浚川杷沉不到水底，无法清理淤泥。水浅的地方，大石头会拽住浚川杷，大船拉不动。风急浪大的时候，浚川杷甚至会翻转，变成耙齿朝上，根本不能清淤。
王安石偏偏信之不疑，派遣水务部门的负责官员范子渊大力推行。范子渊拍马屁，报告说大获成功!泛滥的黄河水乖乖回到原来的河道，退出民田数万顷!
文彦博所辖的大名府，就在黄河边上，朝廷下诏要求核实情况。他对那些小人瞎折腾的情况一清二楚，便上奏道：“黄河不是木耙能够疏浚的，连蠢人都知道无用。臣不敢附和欺骗皇上。”
神宗不高兴，朕难道不如蠢人?再派近臣熊本前去实地察看。熊本回报，确实跟文彦博说的一样。
范子渊以及王安石的党羽一看要糟，上奏攻击熊本，指责他讨好文彦博。神宗难辨是非，反而怪罪熊本，不过没有难为文彦博。
文彦博心累了，请求退休。神宗尊重老臣，封为太师，在洛阳养老。
神宗驾崩，九岁的儿子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执政。高滔滔被称为“女中尧舜”，排斥新法。文彦博受司马光推荐，再次出山辅政。年纪大了，干实职不合适，于是得了一个很牛气的衔头：“平章军国重事”，六天一朝。相当于高级国是顾问。
另外，一个月两次，在哲宗学习儒家学说的讲筵上授课。皓发如银的老臣，站在年少的皇帝旁边，指画口授，成为朝中一景。
文彦博历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震天下。北方的辽国使者来访，苏轼陪着一起入朝，在殿门外望见文彦博。使者退立，正容问道：“是文公吗?”听说老者已经八十多岁，又感叹：“何其健壮啊!”
苏轼笑道：“您没听过他说话，中气足着呢。处理事务，不逊于精练的年轻人;学通古今，能与名家比肩。”
使者拱手道：“天下异人也。”
文彦博年年请求彻底退休，五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再次回到洛阳终老。
西羌首领温溪心有名马，向边境官吏请求，希望馈赠文彦博。官吏不敢作主，请示上去，朝廷下诏同意。
在巨大的声望中，文彦博安享高寿，直至九十二岁。那个时候，不但同辈的富弼、韩琦早已作古，连后辈司马光、王安石也已辞世。恩怨是非，去向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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