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竦自幼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他4岁开始读书，在少年时期就以文采出众而远近闻名。《宋史》中称他“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从这段描述就可以看出，夏竦也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夏竦19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夏承皓在同契丹人作战的时候牺牲了，夏竦就这样成了一位烈士遗孤。朝廷为了表示抚恤，任命夏竦担任丹阳县主簿之职，相当于现在的县委秘书。夏竦才学出众，自然不满足于在小小的县主簿位置上苦熬资历。20岁刚出头，他就通过应试朝廷的贤良方正科而被擢升为光禄寺丞、通判台州，其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市长。由于政绩和能力都非常出众，夏竦成为了朝廷的重点培养干部。在此后十多年时间里，夏竦的职务稳步上升，到了宋仁宗在位时期，他已成为了朝廷的中枢大臣，历仕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户部尚书等要职。
康定元年，时年56岁的夏竦被任命为宋朝西北方面的最高军政长官，主持对西夏的战事。朝廷还给夏竦安排了两个非常能干的副手，他们是：范仲淹和韩琦。
夏竦在西北主政期间成绩斐然，他在分析了敌我形势后认为对付西夏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坚守城寨的策略，通过长期消耗，逐渐将国力贫弱的西夏给拖垮。他的这一想法与范仲淹不谋而合，可是韩琦却不干了。
韩琦认为宋朝打西夏就好比是大人打小孩，直接重拳出击就可以，根本没必要搞什么长期消耗。韩琦和范仲淹本来是极为要好的朋友，结果却因这一攻守方面的问题闹出了矛盾。
韩、范两人同为二把手，所以都没有最终拍板的权力，于是韩琦便去找夏竦来定夺。经过几十年宦海浮沉，夏竦此时早已是官场的“老油条”了。他在心里虽然与范仲淹的意见一样，但却并不否决韩琦的提议。当韩琦怒气冲冲地跟夏竦吐槽范仲淹的不思进取后，夏竦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对他说：“韩琦，你去京城吧，直接向官家提议出兵事宜。”
听到夏竦松口，韩琦非常高兴。夏长官身为最高军政长官自然不能离开防区，派他前往京城那就是给他帮了天大的忙，然而韩琦却没看通夏竦的心思。
夏竦让韩琦去京师，将来如果出兵打了胜仗，夏竦作为西北地区的主官自然功不可没。如果打了败仗，这意见是韩琦提出的，决定是皇帝拍板的，关他夏竦什么事。这手一石二鸟的套路，夏竦算是玩到了炉火纯青。不过从后面的结果来看，夏竦算是把韩琦给坑惨了。
韩琦去京师后很快就成功说服了宋仁宗同意出兵，然而结果却是灾难性的。韩琦所属的军队在一个叫好水川的地方遭西夏人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战后朝廷追究责任，韩琦作为这场战争的军事主官，自然难辞其咎。
不过就在韩琦落难之际，夏竦却出面了。原来在“好水川之战”发生前，韩琦曾写下公文交给手下武将任福，要求他小心行军，可是任福忠勇有余，智谋不足，结果贸然出兵才中了西夏人的圈套，最终导致全军覆没的惨剧。
夏竦以西北最高军政长官的名义上书给皇帝，表示此战失利主要责任不在韩琦。于是韩琦仅仅是被降职为右司谏、知秦州，与全军覆没的结果相比，这样的处罚可以说只算是“罚酒三杯”了，韩琦对夏竦感激不尽自不必说。
夏竦重视人才，除了在韩琦落难之际为他出头外。他还提拔过范仲淹、宋庠、宋祁等多位仁宗朝的重臣。他为官数十载，政绩颇丰，从一个地方小吏升至宰辅之臣，主要还是凭借其出色的个人能力。
然而，夏竦在个人品行方面的瑕疵也很多，除了一生风流，喜欢到处沾花惹草外，利用职务之便谋私利这种事情也没有少干。总体而言，夏竦为人比较滑头却并不狡诈，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坚持原则，但离传统义正言辞的士大夫形象还相差甚远。
皇祐三年，夏竦病逝，终年67岁。朝廷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赐谥“文正”。不过有大臣提出：“世谓竦奸邪，而谥为正，不可。”于是改谥号为“文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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