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了解：乾隆盛世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乾隆盛世到底是什么样的?乾隆盛世为什么会被称为“饥饿的盛世”?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
乾隆盛世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盛世，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盛世。
乾隆盛世是清代国力的“全盛”时期，社会财富大量增长，比如《啸亭续录》中记载：“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
那为什么会称为“饥饿的盛世”呢?
首先，乾隆盛世这种财富究竟是怎样增长起来的?增长在谁的手里?
作进一步的考察，便可以看到，财富都积累到皇室、贵族和官僚地主、大商人的手中。
这些统治阶层依靠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压榨农民和手工业者，通过地租、赋税、高利贷和商业利润剥削了农民、手工业者的生产物，更进而夺取了农民、手工业者的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因此，乾隆时代所谓社会财富的增长，实际上就是统治阶层财富的增长，而这种财富的增长，正是建立在广大农民、手工业者日益贫困的基础之上的。
这就是为什么乾隆盛世是清代所谓的最富庶的“黄金时代”，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土地兼并和农民起义也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大家都了解封建社会最根本的财富来源是土地。
那么，在乾隆时期，土地分配的情况究竟怎样?它的发展趋势又怎样?
根据乾隆时期漕督顾琮奏请限田，每户人家以30顷为限，可见那时拥有30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已经不少。
乾隆初期，湖南巡抚杨锡曾上奏朝廷，提到土地日益集中的原因是“贫而后卖，既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已买可不复卖”。
他为此还叙述了土地买卖造成的情况：“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
也就是说50%～60%的土地都在富户手里，以前有一点田地的耕作之户，每年的收入都很难解决一家子人的温饱。
当时的统治阶层正是这样通过土地兼并而积累起大量财富，至于农民却日益陷入贫困饥饿的深渊。到了乾隆晚年，史料文献相关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惊人的土地集中现象。
比如拿全国最大的地主——清代皇帝直接和间接掌握的土地来计算，1753年(乾隆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是735万顷，其中内务府庄田、官田、宗室庄田、八旗庄田、屯田共43万顷，大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6%。
到了1812年(嘉庆十七年)全国耕地面积已有788万顷，而直接和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土地增加到83万顷，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1%。
看起来，皇帝手中的土地所占比不算高，但是下面的一个数据就夸张了。
60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只增加了53万顷，而单单皇帝手中的土地就增加了40万顷，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数字。
可以说乾隆时期，全国所增加的田地几乎全部变成皇帝所有。
不但皇帝掌握着大量土地，其他大地主、大官僚掌握的土地数量也是很多的。
比如“怀柔郝氏，膏腴万顷”;再比如“有尉迟氏者居陕西……积资无算……仰给于其家者数万”;还有“山右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千数”。
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第一百十九回提起乡间一个普通地主也是“家财巨万，良田千顷”。
这说明，那时候，以上“万”、“千”等来形容士绅土地的地主非常多。
虽然现在查不到确切的数目、但足以说明那时候官僚士绅和地主们土地数量是相当多的。
当时拥有100万亩土地的士绅地主也开始出现，比如嘉庆初年，乾隆宠臣和珅被抄家，共有土地8000余顷，他的两个家人也各有600余顷，若以当时耕地面积700余万顷计算，则和珅一家就占了全国土地面积的1/800。
此外，据外文记载，鸦片战争时期，直隶总督琦善占地256万亩，更超过了和珅占地的3倍。至于黄河淮河流域，官僚士绅地主的大庄园也相当普遍，有寨、庄、堡、围(圩)、坞等名称。
比如河南地区“扶沟有孙家庄，惟孙姓者居之，...危楼高台，构至百楹，佃户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余家”。
还有所谓的围主“长淮以北，迄于齐鲁，坞长民豪，皆曰围主，围主号令，百倍于有司”。
后世有人在合肥调查清代围子的遗迹，围主的每个邸第所占的面积极为夸张，大的占地数百亩，小的也占地一百几十亩，邸第的外围，先开凿壕沟，壕沟内筑建高墙当成围寨，佃户环居于内，守护四处高墙……西乡占地面积最小的张圩子，都住了多达五百人，其他围子里面的规模可想见矣……围子里面所住的所有佃户，有点变成团练兵士，有的变成炮手，有的兼职成为轿夫，完全为佃奴性质，地主对所有佃户婚丧等红白事，都有权进行过问，并有比当地县官还大的刑罚权，这种模式已经和西方中世纪领主模式很是相似了。
长江以南的大官僚大士绅大地主更很多。早在康熙时期，大官僚徐乾学、高士奇在江南购置的土地就以万顷、千顷来进行计算。
以后记载南方土地情况的史料文献中都这样记载“田地多属富家大户之产”，“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阡陌开而田大半归富户，而民大半皆耕丁”等等。
有人记载湖南桂阳州的大地主邓氏“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可以想见这个大地主大豪富的气派。
后世学者根据太平天国运动以前河北、江苏、浙江、山西、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以及东北地区的史料文献相关记载来进行估算，认为当时全国土地有40%到80%是集中在30%到10%的少数人手中，而60%到90%的多数人则没有土地。
特别是山西、河北、江苏等省，甚至有万亩、十万亩、百万亩以上的大官僚大士绅大地主存在。
这个估算大体上是近似的，偏差不会很大。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康乾盛世”又被称之为“饥饿的盛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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