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横扫六国的过程中，商鞅是个不得不提的人物。商鞅变法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图强运动，它使秦国国力强盛，兵强马壮，但最终商鞅也惨死于自己的制度之下给后世留下许多诟病之处。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一、孝公励精图治;商鞅胸怀大志
1、秦孝公怀有一个改革梦
战国中后期，周王室的统治摇摇欲坠。此时，由于耕作技术的提高，传统的井田制等经济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逐渐被土地私有制取代。新兴的地主阶级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相当的社会地位。鉴于此，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改革政治。
战国初期，秦国因为地处西北，远离中原，封闭的地理环境对秦国的发展产生阻碍。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难以较快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先进的思想理念。
秦国政治制度粗糙也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变法前的秦国，由于政治制度还较为落后，所以整体的政治环境较为混乱，而且政治结构单一。在文化方面、习俗方面，其他的六个国家因为都是在周朝建立之初就受封建国了，因此继承了周朝较为先进的文化习俗。但是秦国受封相对于其他几国来说比较晚，地理位置偏僻，和文化更加落后的西戎为邻，进而也沾染了西戎的习气。
2、商鞅渴望得到重用，大展宏图
商鞅出身于贵族，年轻时就对法家的刑名等理论很感兴趣，并向多位法家的学者求教和学习。原本是被自己的上司公孙痤推荐给魏惠王，可是不受重用，便离开魏国前往正在广纳贤才的秦国，准备施展自己的抱负。
于是，一位是治求贤若渴的君主，一位是踌躇满志的臣子。二人一拍即合，共同创造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商鞅变法。
二、变法之路曲折坎坷
1、反对之声四起
在商鞅变法正在筹备的过程中，旧贵族们率先发难，指责商鞅改变祖宗之法。商鞅则予以反驳，指出祖宗之法也可以改变，商汤周武正是“变”而得以发展，夏桀商纣则是因为因循守旧才招致灭亡。商鞅舌战群儒，再加上秦孝公的大力支持，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2、大刀阔斧，革故鼎新
在经济制度方面，商秧将原有井田制改为承认土地私有制，其具体做法是激发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法令规定了人民可以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由每人所拥有的土地多少来决定。这一政策打破了曾经的奴隶制下的土地公有，推动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
商鞅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农为本，轻农税，保护农业生产力。春秋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极为重视农业的发展，农业是国家人口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于是在商秧变法中，农业是居于首位，商鞅鼓励人们积极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秦国的农业迅速发展。商秧提出君主集权，县政管辖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将权力从贵族手中夺回，集中于君主手上。这个措施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发展，保证了君权的地位，稳定了君主权力的稳定性。
商鞅设立县乡里长管辖。商秧将全国乡邑合成三十一县，国家设置君主来对一县之令的任用、选调进行选拔和分配，同时还有相应的考核机制，政绩卓著者得赏赐，升迁，不力者遭辞退罢免。
在军事制度方面，商鞅奖励军功爵制，移风易俗，改变社会不良风气。商秧的经济政治改革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需要对军队进行改革，他通过一系列的利益激励和制度惩罚，促使军人在战场上勇猛杀敌。
军功爵的产生和推行打破了贵族世袭爵位的特权，让普通人有也可以跻身于上层社会。从而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性，有效打击宗族势力。
变法也关注社会的移风易俗。商秧规定了男子在成年后必须另立门户，进而增加税收，也避免了家族势力膨胀。同时建立了更加严格的产籍制度。农业对于古代王朝而言弥足重要。商秧变法严格控制人口的流动，为农业的发展和稳定提供稳固的人口保障。
三、千秋功过任人评说
1、变法图强成果显著
放在当时的环境下，商鞅变法是顺应时代，合乎国情。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着大变革，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和历史发展潮流，与时俱进，合乎秦国国情。这一变法有利于社会整体效益的发挥。商鞅的变法本身是积极进取的，是顺应时代潮流和客观发展的。针对的是当时的秦国内部问题和外部环境，对症下药。这是秦国走向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条件。
商鞅变法取信于民，服务于民。“徙木立信”是商鞅在变法过程中，为了取信于民而采取的一个文明的措施。商鞅也从这个事情中建立了百姓对国家的信任，于是百姓都倾心遵行新法，使变法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商鞅的变法也符合民众的利益，有利于变法的实施。从改革的结果来看，商鞅的改革变法，可以富国强兵。秦时法家思想更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因此变法的阻力相对较小。同时，统治者渴望富国强兵，强烈要求变法的决心和信心，这是变法得以推行的政治保障。
用严刑峻法保障变法的实施，秦国的传统政治形式有军事化中央集权的特点。这种中央集权形式，可以有效地控制地方百姓和各级官吏，因而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商鞅变法也是废封建，行郡县的改革措施。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控制有着绝对权力。从此，政令通畅，国力凝聚。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汇集全国的财力物力，创造了分裂的时代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比如未来的修建长城、灵渠等大型军事和水利工程，拓展疆土抵御外侮等国防措施，都离不开大一统的指挥。
2、国富民贫，变法是牺牲个人成全国家
商鞅变法首先就是高压政策，执法严酷。为了加强和巩固专制政权，秦王朝必然要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管理和控制的手段又必然是严刑峻法。
不仅如此，他主张“乱世用重典”，以重刑主义原则制定非常严苛的刑法。最为严酷的刑罚有族刑和连坐法。这种刑罚进一步扩大了刑事责任范围，除了犯罪者本人需要惩处外，对其亲属来说则是罪及无辜，是重刑主义的极端表现。
同时，商鞅变法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轻罪重罚，偏重刑法而轻视伦理道德、轻视道德教化，过度强调法治的严酷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自觉与情感联系，人人自危，毫无安全感。长期的高压政策，必然导致反抗。
更为严重的是，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看似稳定经济基础，但是其实遗患无穷。由于封建小农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产品流通、产品交易、经济贸易往来的不断频繁，抑商政策破坏了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平衡，阻碍了社会分工，阻碍了产品流通和工商业的正常发展，直接导致了社会发展停滞，社会行业单一。
商鞅变法也对文化有所摧残。他改革中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愚民，采用简单粗暴的极端手段压制人民的思想，摧残了中国文化典籍，中断了春秋时期以来的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的局面，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在百姓之中实行文化专制以配合君主专制统治。以“愚民”来“驭民”。这种文化上的压制最终导致了整个民族思想的慢慢僵化和过于顺从的民族性格。最后，商鞅变法轻视教化，败坏风俗。商鞅制定秦律，主张“重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于短期内遏制犯罪的发生，但轻视了人文教化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使政权丧失社会道德的支撑，导致了民风败坏。
商鞅变法中忽视了思想文化建设和道德礼仪教化的基本责任，为了追求一时的“富国强军”，忽视民众的道德建设和社会的文化建设。连坐制度开了株连制的先河，人民内部之间相互监督，检举揭发，破坏互相之间的信任。人人都生活在猜疑和敌视之中，即使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文化和道德则是极端贫乏。
四、结语
商鞅的变法在那个时候推动了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发展，为未来的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商鞅的《商君书》中大肆宣扬“驭民”的手段，把民众当作奴隶和牲畜进行使唤，严重地损害了百姓的利益。
秦国的强大背后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危机。最终，商鞅被施以车裂之刑，而百姓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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