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藏熬茶”：藏传佛教寺院的经济文化交流

入藏熬茶，是藏族、蒙古族、土族、纳西族等众多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的一项宗教活动，是到寺院礼佛、布施的一种俗称。主要流行于西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广大藏传佛教信仰地区，约起源于16世纪末，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各地的传播而日渐兴盛。入藏熬茶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成为西藏以外藏传佛教信徒与西藏藏传佛教相互联系、有机互动的重要文化力量。这种宗教文化现象以“熬茶”为名，凸显了茶事活动在藏传佛教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信徒所具有的重要象征意义，成为藏传佛教独有的一种宗教仪式。由于茶叶在信仰藏传佛教人民生活中的这种特殊作用，于是出现了凡藏族商人“无茶不商”的现象。历史上，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开辟了商贸等多种财源，寺院僧商除购茶用于寺院僧人自身饮用外，大的藏传佛教寺院的茶叶生意越做越大。藏族商人主要由俗家商、寺院僧商、土司头人商组成，后二者往往组织有自己的大马帮。清代汇集于打箭炉（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的藏商集团，除了甘孜州内的土司头人商、寺院僧商，还有西藏、青海、云南和四川木里的藏商集团，其时汇集于打箭炉的汉、回等民族的商业行帮也不少。 甘孜州境内一些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如甘孜的大金寺、甘孜寺，炉霍的寿灵寺，道孚的灵雀寺、慧运寺，德格的巴邦寺、竹庆寺，理塘的长青春科尔寺等，都是经营雅安边茶的富商大贾。他们一般都有一套完整的经商班子，有管理财务的、运输的、销售的（包括以茶叶换取当地群众的皮毛和药材）和长期驻扎在康定、天全等地负责采购茶叶的。领头的称为“会首”，商队每年要向寺院报告结算一次。寺院有严格的奖惩制度，“会首”每3年更换一次。寺院的马帮商队上路，土匪从不打劫他们，所以许多中小商人都乐意跟随寺院的商队一起走。 汉、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甘、青、川交界的拉卜楞地区成为汉藏经济交流的通道。因藏族人嗜好饮茶，而中原地区需要马匹，唐高宗时，陇右唐蕃边界地区便出现了汉藏民族贸易的雏形——茶马互市。拉卜楞地区游牧民用马、羊、皮革、牦牛尾等畜产品向汉族地区交换茶叶、丝织品等。宋时，商业贸易机构——茶马司正式建立后，藏族人将马匹赶往熙州（今甘肃临洮）和河州（今甘肃临夏）交易川茶。 清代拉卜楞寺建寺后，随着寺院的兴起和宗教影响的扩大，先后拥有了百余座属寺，青海、四川阿坝及甘南广大牧民群众来拉卜楞寺朝拜者日渐增多。群众随朝拜之便，也带来农畜品进行贸易交换。另一方面，拉卜楞寺院为扩大影响，也投资商业或广罗商人到拉卜楞地区经商，从而形成商业依附于宗教活动而繁荣，宗教力量促进商业发展的独特经济风貌。拉卜楞寺院经商方式都是流动性质，资金不太雄厚的僧人都将资金集中在一起，交由几个能够信任的僧人负责贸易。资金雄厚的活佛有自己的武装商队，拉卜楞寺就有3个强大的寺院武装商队，往来于西藏和其他藏区之间。从1953年起，寺院的商业还曾扩展到印度。茶马古道既是内地与高原藏族地区政治文化的纽带，又带动了内地与藏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茶马古道上商贸活动日益频繁，逐渐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 ，还形成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古道上的这些交往也是双向和互动的，藏族地区众多物资如马匹、羊毛及重要珍贵药材源源不断交易到内地，通过贸易、僧俗首领朝贡、入藏熬茶朝圣等方式，加深了藏族地区与内地间的相互交往、理解，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汇。　　（本栏目由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