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原则”的黄永玉

他的每幅画主要是依尺寸论架，按他时下的身价，一般都在6万元一平方尺。不过，这个价格也说不准，有时还要论心情，心情好时可能低点，心情不好时则可能会高点。比如，他在湖南凤凰家里的中堂左壁便挂了这样一则“启事”，以此来回避索画者。“一、热爱欢迎各界老少男女群子光临舍下订购字画，保证舍下老小态度和蔼可亲，服务周到，庭院阳光充足，空气新鲜，花木扶苏、环境幽雅，最宜洽谈。二、价格合理，老少，城乡、***百姓、洋人土人不欺。无论题材、尺寸、大小、均能满足供应，务必令诸君子开心而来，乘兴而返。三、画，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攀亲套交情陋习，更拒礼品、食物、旅行纪念品作交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老夫的眼睛虽有轻微“老花”，仍然还是雪亮的，钞票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乱了章法规矩。四、当场按件论价，铁价不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即时照原价加一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六，所得款项作修缮凤凰县内风景名胜、亭阁楼台之用，由侄作黄毅全料理。”在对自己艺术作品的经营上，他也很讲究原则性。出于他的个性，很少有人再向他索画了，甚至连一般的部长都不敢主动开口向他索画。

由于他的画价位太高，而且索画更是难上加难，于是一大批伪造的假画便应运而生。某一天，就有一件事情让黄永玉很生气。因为，不久前他在新建的广州飞机场，竟然发现这里挂了一张署自己名字的假画。后来，他才想起新广州机场的一名负责人，曾想请他给机场画一幅大画，黄永玉说“好啊!但要什么都讲好了之后，才能给你画”，他问对方要多大，对方说有一丈二左右，于是他就根据尺寸给对方报了一个价，把这名负责人吓坏了，再也不敢提向他要画的事了。他说“就这个价格就将你们吓坏了，那还画什么？”。另外，还有一家国内知名的大出版社，在没有给他打招呼的情况下对他的书进行再版，这也他很生气。他说“如果我是单靠稿费过日子的话，我恨死他们了!”。在很多人眼里，黄永玉很“抠门”，但在很多友人眼里，他又是一个豪爽、大方的人。再者说，不“抠门”，他又哪有这么大的家业呢？

湘西、沈从文、黄永玉这三者在外人看来，是彼此紧密相连的关键词。他们的文字与画笔，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解了湘西文化提供了通道。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们都在成就“湘西神话”的同时，也最大的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人们不仅仅是喜欢黄永玉，可能还夹杂了其它的社会审美心理”一位美学专家说。

黄永玉作为一名经历了过大时代的人，应当算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个人价值都是如此。但问题是，对于这位艺术家，人们似乎给予了他太多的期许，甚至，在狂热的追随中也逐渐划向了一个不理智的神化边缘。比如，有人将他齐白石并举，也有人将他称为“天上掉下来的画神”。而这一切，正是他所拒绝的，而他也一直在与这种力量抗衡。比如，有专家认为在20世纪，湖南出了两大画家，一位是齐白石，另一位则是黄永玉，并创造了一个“齐黄”概念。这事让他很恼火，大骂荒唐，说自己怎么可能与齐白石相提并论呢？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很谦虚，因为这样显得他很虚伪。正如一位美国女作家曾写道，黄永玉并不谦虚，但求实。求实，便是一种理性。

这世上能让黄永玉悦服的人没有几个。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沈从文无疑排在首位。黄永玉是沈从文的表侄。多年来与他聊天，听到他提得最多，而且语气最为恭敬的只有他表叔沈从文。黄永玉在那篇长文《太阳下的风景》(还有后来的《这一些忧郁的碎片》)里写到沈从文，文章中的最后一段话，总是让人产生丰富的想像：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的确，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然后独自前往北京。黄永玉到江西、福建一带流浪，在漂泊中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对沈从文、黄永玉这样一些人来说，尽管有漂泊的艰辛，尽管有乡愁，但他们拥抱的是自由，是浪漫。他们似乎都本能地感到自己终究有一天会挺立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舞台上。

对表叔（沈从文）的《长河》喜欢得不得了。他说：“我让《长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革。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我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他又说：“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应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照湘西人本分的看法，这是一部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

黄永玉把沈从文的人生写得那么丰富多彩，把沈从文的形象勾画得那么感人，想必他在沈从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写沈从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写自己。

两人也有不同。沈从文到达北京后，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生活道路，并且在几年后，以自己的才华引起了徐志摩、胡适的青睐，从而在“京派文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黄永玉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下多少日子。漂泊中，不同的文学、艺术样式，都曾吸引过他，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

难以想像，没有年轻时代的漂泊，会有后来的黄永玉。漂泊让他看到了处世的种种技巧，把他磨炼得更加适应于复杂的社会。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他显然要比沈从文更为沉着老练，更为应付自如，同时另有一种“野气”。

“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黄永玉这样把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

黄永玉还是一位文采风流的作家、诗人。他先后出版了《罐斋杂记》、《芥茉居杂记》、《太阳下的风景》以及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多部作品，其散文和小说笔调深沉，语言诙谐，寓意深刻，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黄永玉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浪迹天涯却情系梓里。他惦记着养育了他的这方山水，惦记着家乡的吊脚楼和石板小街。他在散文《太阳下的风景》中写道：“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为它骄傲。它实在太美了，以至以后的几十年，不论我走到哪里，也会觉得还是我自己的家乡好……”

黄永玉曾着《比我老的老头》一书，详细介绍了他与李可染，李苦禅，钱钟书等人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