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大征损耗了过多的财力，这与明朝的灭完究竟是什么关系？

根据《明神宗实录》中的记载，宁夏之役耗费饷银一百七十多万两、援朝之役耗费饷银八百多万两、播州之役耗费饷银一百五十多万两，据此可知大明为万历三大征耗费的饷银共计一千一百二十多万两，但是任何一场战争的耗费都不可能仅仅只有饷银，武器装备、后勤物资、后勤物资的运输、伤亡将士的抚恤、有功将士的赏银、喂养战马和马骡的米豆和草料等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所以，大明在万历三大征中的实际开支当在三千万两以上。

如果这三千万两开支全部是以增派赋税的方式获得，那么流民起义的不断发生绝对是万历三大征损耗了过多的财力造成的，但是，根据《明神宗实录》中的记载，万历三大征中明军饷银有八百万两是从明神宗的內库拨付的，再根据《奏缴支存马价册籍疏》中提到的东征经略宋应昌曾向太仆寺提取马价银六十五万两向参加援朝之役的明军将士发放饷银的记载来看，其余的饷银应该是由太仆寺拨付的。

根据前文太仓存银、太仆寺存银、通州大仓存粮的减少情况可知，除了饷银之外的武器装备、后勤物资等开支的大部分也不是通过增派赋税的方式获得的，而是由太仓、太仆寺、通州大仓共同拨付的，万历三大征中唯一一次增派赋税发生在播州之役时，并且增派的规模仅有二百万两，占万历三大征所有开支的十五分之一。

此外，太仓存银、太仆寺存银、通州大仓存粮的减少也不全是因为万历三大征，万历二十二年至万历二十四年，中原地区因洪灾而引发了大范围的饥荒，波及人口达四千多万。为了救助灾民、饥民，明神宗任命光禄寺寺丞钟化民负责救灾，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皇室和朝臣也纷纷捐献银两，最终成功的平息了这次危机。

公(钟化民)去仪从，选捷骑，素服驰巡，昼夜寝食鞍马间，随行止精力胥吏六人。不两月，巡历各州县，所至止食厂粥，禁供给，不坐公署。随地问民疾苦。——《赈豫纪略》

虽然万历三大征和救助灾民、饥民损耗了大量的兵力、财力、人力、物力，但是明神宗为了弥补亏空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却不是增派赋税，而是派出矿监、税使征收矿税和商税，并且收上来的矿税和商税也不是全部进入了明神宗的內库，其中相当一部分都被用于赈灾和军费。所以，将流民起义的不断发生归咎于万历三大征太过于牵强附会。

万历三十六年准留仪真税银;万历三十七年准留北直、河南、山陕税银;万历三十八年准留福建、四川税银，以赈灾荒。——《明神宗实录》

万历四十七年下诏：“其以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广西一年税银尽充军费。”——《明通鉴》

那么，导致明末流民起义不断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答案是官僚和依附于官僚的大地主对土地的兼并，由于被他们兼并的土地不用缴纳赋税，结果导致本应由他们承担的赋税被转嫁到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进而引发了“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和变成流民的农民为求生存不断起义。

富者或坐享无税之田，而贫者多空输无田之税。富者税少则差轻，故益富，贫者税多则差重，故益贫，此不均之弊也。——《丘隅意见》

接着再来看一下建州女真的崛起是否是由万历三大征损耗了过多的财力、兵力造成的。

有历史学者曾统计过，大明在援朝之役的总耗费高达两千四百多万两，并且作为援朝之役的主力，辽东驻军在整个战役期间的伤亡总数达四万余，占到了辽东十一万余驻军的三分之一还多，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兵力和财力的损耗过多才是大明无力遏制建州女真崛起的主要原因。

虽然万历三大征损耗了过多的财力、兵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建州女真的崛起，但是这却不是建州女真崛起的主要原因，因为强军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锻炼出来，如果播州之役的参战明军没有经过宁夏之役、援朝之役的锻炼，那么播州之役绝对不可能仅历时一百四十多天就取得胜利。

既然如此，导致建州女真崛起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答案是辽东镇守太监和各级将领对军屯和民屯田地的侵占、努尔哈赤的韬光养晦，军屯和民屯田地被侵占导致了辽东地区出现了民生凋敝、军事实力大大削弱的情况，努尔哈赤的韬光养晦成功的骗过了大明君臣，使得大明既没有借口、也没有想法去遏制建州女真的崛起，例如万历三十九年，明神宗仅仅是下诏斥责：“奴(努尔哈赤)何为杀我七部属夷”，努尔哈赤就亲自前往京师向明神宗解释。

辽东镇守太监白怀、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辽阳副总兵张铭、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肖滓、李鉴、游击将军傅瀚等人，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明世宗实录》

奴(努尔哈赤)何为杀我七部属夷，何为夺我发给吾儿忽答等敕书三百六十三道，又何为一旦叛款，陈兵犯顺。——《明神宗实录》

综上所述，导致大明灭亡的真正原因不是万历三大征损耗了过多的财力、兵力，而是官僚和依附于官僚的大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辽东镇守太监和各级将领对军民屯田的侵占、努尔哈赤的韬光养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