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之役的胜利背后，隐藏着哪些问题？

明初，虽然朱元璋曾极力避免因文武失衡而导致的军力孱弱、藩镇割据等问题，但是由于大明是在战争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直至土木堡之变前大明武将的地位都要高于文官。

国朝建置之初，一切右武。如五军都督，官高六部尚书一阶;在外都司卫所，比布政司州官亦然。——陆容《菽园杂记》

宣德时期，以明宣宗拒绝英国公张辅率军平定交趾叛乱和听从三杨内阁放弃交趾的建议为标志，明代开始从武将地位高于文官转变为以文制武，至万历时期，以文制武的事实在武将和文官心中已经根深蒂固，比如说名将戚继光和李成梁在内阁首辅张居正面前都得自称“门下沐恩小的某”。

如果对比一下正统十三年(1488年)武将李暠在路上遇到文官李玉不避道而将李玉杖责的情况，则不难发现明代文官地位青云直上、武将地位遁入地底的事实。这一事实发展到万历时期已经演变成了文官凭借以文制视为理所当然的附庸。

大宁都指挥佥事李暠，道遇祁州知州李玉不避道，杖之，其时都司之横如此。——《万历野获编》

所以，万历十九年(1591年)火力赤部进犯洮河时拜出于对党馨所派将领土文秀统兵能力的怀疑而向总督郑洛自荐领兵抵御火力赤的举动才会被党馨认为是对自己的轻视。

此后，党馨为了给拜点颜色看看，先是将拜的亲信赤力赤刀杖杀，接着又将拜的义子奕、襄鞭打后收监，然后又捶打了拜的儿子承恩。拜对此是一忍再忍。

面对拜的一忍再忍，党馨依然不肯罢休，万历十九年底，党馨不仅停发了拜麾下士卒的饷银，还强令他们必须交齐往年拖欠的屯田赋税。这种情况下，忍无可忍的拜令承恩联络在士卒中有较强影响力的刘东旸、张文学等人共同发动叛乱。

虽然由拜叛乱引起的宁夏之役是以文制武所导致的极端个例，但是由以文制武引起的文官蔑视武将没文化、武将轻视文官不知兵的情况更加不能忽视，因为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了明军的战斗力视文官的军事才能而定，还导致了文官武将之间的尖锐矛盾，萨尔浒之战的惨败、张春的全军覆没、左良玉和贺人龙连崇祯皇帝宠臣杨嗣昌都不放在眼里皆与此脱不了干系。

问题二：武将家丁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明代的武将家丁出现于正德时期、发展于嘉靖时期、兴盛于万历时期，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明代卫所士卒和三大营京军战斗力的下降、武将地位的降低。

这种情况下，明代统治者推动武将家丁发展的目的就很明显了——以武将家丁取代卫所士卒和三大营京军成为守卫边防、平定内乱的主力;通过武将蓄养家丁的方式来提高武将的地位，进而使其能对权力越来越大的文官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在武将家丁处于兴盛状态的万历中前期，明代统治者推动武将家丁发展的目的明显达到了：李成梁依仗家丁在辽东取得了“二百年未有之武功”、李如松和麻贵等人依仗家丁平定了拜叛乱、刘挺依仗家丁在播州之役中立下了大功，并且任何一位辽东督、抚大臣都不敢将拥有三千家丁的李成梁视为附庸。

但是，明代统治者在推动武将家丁发展的同时却忽略了一个问题：武将家丁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以拜为例，他之所以能当上宁夏总兵就是因为依仗千余家丁屡立战功，同样也正是这千余家丁给了他绕过巡抚党馨向总督郑洛自荐以及发动叛乱的底气。

万历五年，哮拜以游击统标下二营、家丁千余，请得专救，总督侍郎石茂华、巡抚都御史罗凤翱以闻，报可。——《万历三大征考》

问题三：兵变频繁

拜凭借千余家丁发动的叛乱之所以能演变成为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宁夏之役，主要是因为宁夏附近的卫所士卒也一同发动了兵变，依据海恩法则，宁夏之役前大明必然存在兵变频繁的问题。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海恩法则

从万历十年至万历二十年宁夏之役发生前，仅《明神宗实录》中记载的规模较大的兵变就有六起，其它规模较小或者是未遂的兵变数量则更多。

万历十年三月，杭州东西两营兵哗变，缚殴巡抚吴善言。万历十一年，广东罗定左右营卒哗变，攻周邻州县。万历十三年，四川建武所士卒起事，击伤总兵沈思学。万历十五年，郧阳军卒哗变，击毁生员庐舍。万历十六年，甘肃军卒哗变，击杀巡抚曹子登未遂。万历十七年，云南永昌卫营兵哗变，围攻永昌、大理。——《明神宗实录》

由此可知，宁夏之役绝非一次偶然事件，它的背后是文官对武将和士卒的蔑视、武将为蓄养家丁而不顾其他士卒死活等所有导致兵变频繁的矛盾的累积。

宁夏之役后，大明只是看到了胜利的光芒，而忽视了被胜利光芒所遮盖的问题，最终在崇祯时期以文制武问题的结果是明军整体战斗力的低下、武将家丁问题的结果是武将以家丁为依仗不听朝廷和文官的调遣、兵变频繁问题的结果是给农民起义军提供了大量兵员，所以，宁夏之役就成了一场对大明而言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