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州兵变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文官与武官对戚家军的联合绞杀

査得吴惟忠所领浙兵，原系防倭兵数，前者东征稍有损伤，合无仍募足三千七百名，其安家银两即取足于宽奠募兵银内，或即于台兵内抽补，令驻扎山海、石门等处操练，遇有倭警，调发凤凰城一带防御，无事仍回蓟镇。——李化龙《抚辽疏稿》

如此一来，蓟州兵变的真相也就清楚了，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的戚家军仅因粮饷问题忍无可忍而发生了“鼓噪”，结果却遭到了蓟州总兵王保的诱杀，损失了“千三百名”，并且根据《明史·王保传》和《明神宗实录》中的记载，事变发生后，虽然有戴士衡、汪以时等正直的御史替戚家军鸣不平，主张对王保“遣官按问”，但是在御史马文卿和兵部尚书石星的颠倒黑白下，王保竟然成了平定兵变的功臣。

蓟三协南兵营，戚继光所募也，东征撤还，道石门，鼓噪，挟增月饷，保诱令赴演武场，击之，杀数百人，以反闻。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言南兵未尝反，保纵意击杀，请遣官按问。巡关御史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书石星附会之，遂以定变功进保秩为真，荫子。——《明史·王保传》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王保为何在诱杀了戚家军后还能被石星和马文卿说成是平定兵变的功臣?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戚继光为何要组建戚家军说起。

岑港之战后，戚继光痛感卫所制的败坏和卫所士卒战斗力的低下，决心编练一支军纪严明、战力强悍的新军来抵御倭寇，于是在嘉靖三十六年二月，戚戚继光向总督胡宗宪提出了练兵之议，结果到嘉靖三十七年，胡宗宪才同意了戚继光编练新军的建议，当年十一月，三千七百名戚家军编练完成，随即开赴台州前线抗倭，取得了重大胜利。

隆庆元年，戚继光和戚家军被调至蓟州，在这里，戚继光提出了以戚家军为教导队练兵十万的建议，结果是泥牛入海。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戚继光练兵的核心是将领专兵、募兵为主和严明军纪，虽然这些是戚继光为重振大明军威而提出的，但将领专兵是那些掌握军政大权的文官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募兵为主又是那些靠兼并军屯田地、压榨卫所士卒取利的武将中的保守势力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戚家军因粮饷问题而发生“鼓噪”后，武将中的保守势力王保“尽诱杀之”、马文卿和石星将王保说成是平定兵变的功臣也就不难理解了。

理解了这些，再来看文官在蓟州兵变发生后将“南兵鼓噪罪首叛胡怀德及伪军师李无逸等凌迟、斩首有差，仍令枭示各边镇”的处理方式，就不难发现文官正是想通过坐实戚家军发动兵变的方式来证明戚继光练兵的建议根本行不通，进而防止再有其他人效仿戚继光。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蓟州兵变就是武将中的保守势力和文官针对戚家军的联合绞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