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打仗讲究仁义，最后却因仁义而败

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与楚国争霸，一度为楚国所拘。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展开泓水之战。楚兵强大，宋襄公讲究“仁义”，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宋襄公到底是仁义还是愚蠢?

一直以来，宋襄公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的起因是宋与楚之间的一场战争：泓水之战。《左传 · 子鱼论战》里记述得清楚：宋楚对垒。宋军已摆好了阵势，楚军还在渡河。宋国的司马子鱼进言：“敌众我寡，趁着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请下令进攻。”宋襄公说：“不行。”稍后，楚军渡河完毕，但还没有摆好阵势，子鱼又建议宋襄公下令进攻。回答还是“不行。”襄公的理由是“不鼓不成列”，要堂堂正正地对战，不占人便宜。结果等楚军摆好了阵势，宋军才发动进攻，大败。宋襄公在战斗中大腿受伤，六年以后死在这个腿伤上面。一直以来，人们都讥笑宋襄公的迂腐，也有人奇怪他怎么会也进了春秋五霸的行列。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或许能够读出一些新的意思来。

宋襄公姓子，名兹甫，是宋桓公的太子。子姓，今天几乎见不到了，但以前曾经很显赫，是商朝的国姓。宋国，是商朝的遗民。周朝灭了殷商，并没有斩尽杀绝。周武王封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让他管理商朝的遗老遗少。到了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时，武庚叛乱。平叛之后，周朝仍然没有斩尽杀绝，而是改封了纣王的庶兄微子。这就是宋国的开始。宋国不仅因为是殷商的后裔而封国，而且级别很高，是五等爵里最高的公爵。

但是面子归面子。因为是被灭的前朝，加上有武庚叛乱的前科，商人的宋国从一开始就是在周围一大圈姬姓国的严密监视下苟且活着。西周分封时，各个国家都很小，基本就是今天一个县的样子。要想发展壮大，就要吞食兼并他国的土地。齐国、晋国、楚国这几个大国动手早，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但是宋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一直都很憋屈。

到了宋襄公，他大概想搏一搏。首先他要立声望，打出贤君的知名度。公子兹甫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是他要让位~父亲宋桓公病重的时候，他要把太子之位让给庶兄目夷。这事当然没成，而且换来了谦逊仁厚的名声。第一步成功了。

第二步，他要去抱粗腿，寻求外交支持。宋桓公死，还没来得及安葬。这时候齐桓公在葵丘会盟诸侯，开各国首脑高峰会议。宋襄公戴着孝，紧赶慢赶地去了。齐桓公向来容易被这样的事所感动，加上宋襄公也是一表人才，最终桓公把自己的继承人公子昭托付给了他。这样的大咖背书，让宋襄公一夜之间成为超级政治明星，第二步也成功了。

第三步，就到了实现强国梦。《左传》记载，“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一个治字，说明宋襄公搞建设还是不错的。然后他也开始对外出击，收伏些周围的小弟，壮大自己的实力。就这样宋国在当时的诸侯中慢慢脱颖而出了。顺风顺水的宋襄公现在还需要一个机会，一个一战成名的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齐桓公死后，诸子争位，齐国大乱。宋襄公凭着当年托孤的旧约，居然就敢会同曹、卫、邾几个小兄弟出兵大国齐国。幸运的是，齐国当时人心涣散，军无斗志，宋襄公两战两胜，最终拥立公子昭为国君。能够给齐国这样的春秋霸主安邦定国，宋襄公的人生达到了鼎峰。

如果襄公能够就此打住，春秋的历史上大概会记载他是一个贤君，中兴之主。可惜了，男人都知道要对自己狠一点，在事业的上升期里是不太容易停下来的。于是他给自己定了个大目标，要像齐桓公一样，会盟诸侯，做霸主。做霸主是要有实力做背景的，否则没有小弟会跟你。当时各大国里，齐国内乱刚结束，元气尚未恢复;晋国惠公在位，与秦作战失败，国内人心不和;秦国虽然蒸蒸日上，但是地处偏远，对中原影响力不够;唯有楚国兵强马壮，正在积极进行中原攻略，郑、陈、蔡等一批小国都投靠了楚国的阵营。

于是宋襄公竟然脑子昏乱，想了个与虎谋皮的主意，要借楚国的威势，号召诸侯来完成会盟。三年后，襄公组织鹿上之盟，约集齐、楚两大国先签订盟约。齐孝公是宋襄公拥立的，自然卖了他的人情，而楚成王也来了，估计也有提升一下国际影响力的意愿，顺便探探中原的虚实。三国同盟里，宋襄公是盟主，应该说赚足了面子。这时候，收手还有机会，可惜最终他选择了凝望深渊。

同一年的秋天，宋襄公召集盂之盟，这次相当于联合国大会，大小诸侯一起来，级别更高，排场更大。宋襄公以为霸主之梦就要实现了。结果盟会之上，楚国暗藏刀兵，直接挟持了宋襄公，自己做了盟主。宋襄公呕心沥血，最后给别人做了嫁衣裳，当众出丑，羞愤至极。第二年，宋国因为讨伐郑国，和楚国直接开战，就是开篇提到的泓水之战。

战败之后，宋襄公给自己解释说，君子作战，敌人如果受伤倒地，就不会给他再来一下，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弱病残。我们虽然没有人强，但是我们遵守君子战的法则，对方没有列阵，我们就不能攻击。今天看，宋襄公的价值观里，未尝不是充满了贵族精神的部分。秦以前中国是贵族社会，跟欧洲的中世纪类似。贵族们之间，玩的是君子游戏。彼此愤恨到了极点，约好地点来决斗，大家抓阄，决定谁先开枪。一言不合，抡刀砍人，打到满脸溅血，那是古惑仔。

宋襄公血脉纯粹，爵位尊贵，是典型的贵族。从他出道以来，基本都在贵族的行为范畴里做事，也还屡屡能获得些成功，也是因为这些小成功，让他局限了双眼，相信“仁义”两字做旗帜还是好用的。他大概没有看到，当时的春秋已经无义战了。在他之后一百多年，中国出了个孙子，直接就说“兵者，诡道也。”他被后世尊为兵圣。

而如果要说宋襄公的存在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些什么的话，那就是人们可以用他做反面材料，理直气壮地批评和不屑所有因为遵守某些规则而失败的人物。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的价值观堂而皇之的走上台面。贵族和士的精神渐渐死去，以至于司马迁在《史记》里，不得不用一批远在庙堂之外的刺客，来为春秋以来最后的理想主义，做出最后的讴歌。今天如果举国评说宋襄公，都只有“迂腐”两个字的话，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有点可惜的事情。

宋襄公到底是不是个“仁义”的人?

宋襄公是宋桓公的嫡子，但非长子。王位本来非他莫属，他居然要让贤给庶出的哥哥目夷。王位这种东西从来都是被争的你死我活，主动谦让者实在是世间罕有。所以哥哥太感动了，认为宋襄公比自己更“仁义”，更适合做宋国国君，这下宋襄公才勉强答应。

在巨大的权力面前宋襄公都能放弃，说明他的“仁义”修炼真是到位。也有人说这是他在做秀，借着仁义的幌子表演，明知父王不会让哥哥继位。那么，“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托孤宋襄公又是为何呢?目光如炬的齐桓公难道会看走眼?

宋襄公的翩翩君子之风深受齐桓公的赏识。齐桓公晚年，诸公子争位闹得不可开交。桓公将公子昭托付宋襄公，希望待齐国内乱平定后，襄公能帮助昭继位。襄公果然不负重托。这件事使宋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为宋襄公进入“春秋五霸”排名奠定了基础。

宋襄公为什么要尊“礼义之兵”?

春秋时期有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叫《司马法》，传说出自于姜太公之手。《司马法》是专讲作战事宜的，中心思想是“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所以宋襄公在战争中讲求“仁义”是有一定时代背景的，并不单单出于自己一厢情愿的“仁义”。宋国讲礼仪，但楚国属于蛮夷之邦，要的是千方百计取胜。两国的作战思想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宋襄公所提到的等敌方摆好了阵势才开打，正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左传》中曾记载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就是典型的循“礼”之战。当双方战车在约定地点相遇，华豹向公子城射箭，结果没射中，他准备再补射一箭。这时公子城大喊：“华豹，说好的一人一箭，你赖皮，现在该我射你了!”华豹立马乖乖放下弓箭，老老实实给人家当靶子，结果被射死。《左传》成书于春秋末年，对这类以生命捍卫武士尊严的故事予以褒扬。所以宋襄公遵守军礼古训，在当时并无不妥，反倒是楚国蛮夷破坏规矩。

到了战国时期，《孙子兵法》的问世，开张名义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诡诈奇谋”的作战方式推到了至高地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争从此没有了“温情脉脉”而是极端冷酷无情。

泓水之战宋国的战败不仅完结了宋襄公的生命，也标志着自商、周以来提倡的“礼义之兵”退出了历史舞台。

如果宋襄公不举“仁义”大旗，这场战争会怎样?

面对强楚，齐、晋等大国与它交手都未讨到便宜，何况宋这样一个小国?所以在泓水之战中，即使宋襄公采纳了目夷的建议，趁敌人渡河一半时出击、趁敌人阵势未摆好时出击，取胜的可能性也不大。这一战是宋襄公出于维护面子而进行的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战役。指导他行为的是根深蒂固的“贵族精神”。

宋国乃殷商后裔之封地，受周天子赐予的“公爵”之位。别看他地盘不大，国力不强，但实属前朝正宗血统，三个“公爵国”之一。那些比他强大的国家，如齐国是“伯爵”，而楚国是“子爵”，爵位比宋国低得多。所以，宋国国君从骨子到行为，都体现着“贵族精神”。

尼采曾经说过，贵族最重要一个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这种“自尊”是对自己尊严的维护，也是对他人的尊重，所以在立身处世中要讲原则、重规矩，时时处处符合“礼”。尤其是在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贵族们尊“礼”行事。边界甚至可以不驻军，贵族们放心在居所内饮酒享乐。如有战事发生，自然敌方会通报，双方约定时间地点，不会不宣之战搞突然来袭。即使在战场上，也有“战争礼”可循。

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的：“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既然无法战胜敌人，不如维护作为贵族的尊严，合乎礼义，顺乎我心。这就是宋襄公说的，如果靠不仁取得了胜利，那就不叫胜利了。只是宋襄公幼稚了，他的思想不够与时俱进。他身处的春秋中期已经被孔子视为“礼崩乐坏”，孟子也曾说：“春秋无义战”，单靠个人的修为想取得战争的胜利绝无可能。

随着历史的发展，“兵者，诡道也”这种思想成为战争的基本思维。所以隔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我们笑他的迂腐、笑他的教条主义，实质上是我们没有弄懂这个殷商后人为自己留下的最后一抹贵族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