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军事包括了明朝的国防、武装力量有关的学问及事务，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属于征兵形式。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归根到底，明朝的军事制度本身就有问题。这祸根是朱元璋留下的。朱元璋除了将精锐划归自己的禁军外，还在各地建立藩王直属的小近卫部队。这些得到全国最好资源供给的样板军，就是明朝早期的武力基石。
地方卫所同样做了类似配置，经常将20%-40%的优质军户列出，归为全脱产的野战军。余下的60%-80%鱼腩，则成为耕作为主的屯田生产兵团。日后的将领家丁制度，就是这种思维的延续。
然而在数十年时间里，朱元璋在中央和地方同时建立的双保险失效了。不堪忍受贫苦的军户，开始纷纷逃亡。为了维系生计的各级将领和官员也层层盘剥，让更多人在虐待下选择铤而走险。
在1405年结束的靖难战争中，建文帝朝廷的中央军与地方军一样，难当大任。篡位者朱棣的制胜法宝，居然也是靠数目有限的边军，配上从蒙古高原招募的游牧骑兵。但坐稳江山的他，不但没修改朱元璋设计的鸡肋军制，反而顺着老爹的心态，搞的变本加厉。
随着藩王部队的大幅度裁撤与禁军新一轮的全国精锐搜刮，明朝在大部分地区的武装力量，再一次遭到釜底抽薪式的削弱。若非蒙古人在百多年前就将十八省外的地方强权扫平。明朝可能在中期之前，就要像宋朝那样去缴纳岁币了。
今天的大部分人，都将1449年的土木堡之战，视为明朝军事衰落的开始。但在明英宗被俘前的十多年里，王朝的军事力量就已经疲态尽显。为了剿灭云贵边区的麓川势力，数十万明军前赴后继的折戟西南。在拉上大量其他土司部队后，才依靠堆砌数量的优势，获得险胜。
坐镇中央的明英宗，却没有察觉这个想象。继续喊打喊杀的他，最后在距离己方边境不远的土木堡，全军覆没。站出来力挽狂澜的于谦，只能在卫所与禁军体制外，招募新的团营救急。这个本不应该出现的临时工制度，自此被延续到了下一个世纪。但武将勋贵阶层已经在土木堡，大量殉国。控制朝政的文官士大夫，大部分又并不知兵。结果自然是每一次扩招的团营部队，都在最快的时间里不再具有战斗力。
事已至此，明朝国防的全部压力都压倒了边军一线将领的身上。他们基本不是开国勋贵们的后裔，而是同样被束缚于卫所的体制内人士。但好在他们的对手也往往不是很强。除了昙花一现的瓦剌蒙古人外，大部分南迁的卫拉特蒙古人都需要警惕西面的哈萨克人。余下的基本都是相对松散的中小部落。他们不可能拥有昔日黄金家族的战斗力，也没有大举侵犯明朝腹地的胆量，甚至本身还成了明朝边军所期待的猎物。
由于明朝军队的待遇极低，依靠收集敌军人头和各类战利品的记功制度，成了边军改善生活的唯一指望。有能力的将领也因此定期出击，主动攻击在边境附近放牧的蒙古人。为了速战速决，他们必须依靠轻装简行的小规模部队来执行此类任务。将领的个人护卫与奴仆，成为了最佳选择。家丁制度就这样在15世纪末，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的战斗力也因此被激发出来，得到将领赏赐的较好装备，甚至凭功绩得以与主人以父子或者爷孙相称。哪怕其人的身份待遇比卫所军户还低，却可以拿着10倍于军士的收入。当某位边军将领得势，也会毫不吝啬的克扣军户工资，给自己扩编家丁队伍。
明末名将李成梁，可谓是使用家丁制度的好手。他不仅带着家丁们主动出击，还会故意放蒙古人入境劫掠。等到后者在满载而归时出现松懈，再率部打一个较为轻松的伏击大捷。这样不仅可以用蒙古人的头颅给自己邀功领赏，也就顺便将对手的掠夺成果“充公”。
李成梁手下的家丁的规模，也随着他的成功而水涨船高，达到了巅峰时期的万人规模。其在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期，风头完全盖过了在南方剿灭倭寇出名的戚继光。由于对手实在太弱，经常被斩首几百人就会遭到重创，李成梁在辽东各地的战争买卖生意，可谓如火如荼。家丁们的实际地位已完全凌驾于军户之上，可以在战死后得到朝廷给予的丰厚的抚恤。
李成梁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边军同僚们的竞相模仿。能否组织起成规模的家丁队伍，就成为了评判一个将领能力高低的通用标准。有能力的普通军户也谋求专职为名将们的家丁，让正常军队沦为了老弱病残的收容所。
这样一来，原本就不够分配的军费，又被大量集中到家丁们身上。一队家丁的发达，也就意味着一大批普通军户的更为困苦。只是在得过且过的皇帝和朝臣们看来，这样就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是问题不大。
只是作为一个体制外的利益集团，家丁的数量其实是很难被严格控制的。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也开始在明朝各边境的家丁集团中产生。将领需要扩张家丁队伍时，发现原来的军户兵源已不够挑选。规模不断膨胀的家丁队伍也需要更多战功与赏赐来养活自己。蒙古以外的其他外族人，就成为了解决双重矛盾的唯一办法。
边军将领们万幸的发现，不少蒙古人和女真人都在他们的持续收割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或部落。落单或只能维持小团体的蛮族武士，为了获取必要的生存物资，往往被明军招募。由于弓马娴熟，知道如何作战，这些人成为了立即充入家丁队伍的优选。
在家丁制度的持续发酵下，大部分明军主力部队的战斗则是每况愈下。但只要对手还不够庞大，那么这些将领的私人精锐就足以应付大部分问题。在军户们驻足不前时，将领亲率冲锋的精锐家丁，往往就是决定明军战役胜败的关键。从缅甸的丛林到东北亚的雪原，同一种简单而机械的作战模式被不断重复上演。家丁俨然成为了明军中后期的最重要战斗力。在能够配合他们作战的少量佣兵和土司部队被歼灭后，家丁更是一跃成为了明朝最后的武力保障。
然而也是使用家丁最为成功的李成梁，在无意中开启了灭亡明朝的潘多拉魔盒。在一次例行性的交战中，李成梁的家丁队伍击溃了一群不够强大的女真部落。一位名叫塔克世的女真武士为李成梁一方作战而死，留下了年幼的儿子努尔哈赤。后来的清太祖，也因此在李成梁军中继承了父亲的家丁身份。成年后的他也因为这层关系而获得了明朝军队的支持，继承父亲的土地人口之余，开始了兼并女真各部落的伟业。
1619年，羽翼渐丰的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获得大胜。分进合击的各路明军，都被满洲人逐一击溃。决定他们坚持多久的唯一因素，就是将领家丁们的好坏发挥。家丁死战则军户还能勉强硬撑，家丁溃散则军户们跑的比谁都快。朝廷这才想到要重振普通军队，却惊骇的发现每30个军户中只有1个能开枪命中靶子。当大笔拨款源源不断的涌入辽东，又大都落入了将领们的家丁囊中。
所以说，明朝的2000兵马只能靠前面那200个家丁顶着，只要他们输了，另外1800就是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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