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车曾显赫一时,为何后来不被作为作战武器了?
战车的故事大家真的了解吗?今天趣历史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古代人使用的交通工具一般就是马和马车,但是在战场上从一般的马车进化出了战车,起作用有时候就是为了冲散地方阵型,或者攻城的时候使用。不过战车也需要穿戴厚重的盔甲,那战车的实用性到底怎么样呢?实际上我们看影视剧里战车出现的次数也并不是很多,可能大家还是骑马比较靠谱,而且好控制。战车在之后的真正中也消失了,估计是发现了实战中存在的问题吧。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兮击鸣鼓。
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屈原《九歌·国殇》
这是先秦时期典型的一幕战斗场景。当时的华夏诸国基本以战车(又称兵车、甲车)作为进行战争的主要武器,马拉战车驰骋在先秦时代的战场上长达千余年之久,车战也一度成为中原战争的主要形式。
贵族的战斗
殷商以降,战车成为中原战场的主战兵器。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战争,对阵双方一般把军队分成左、中、右三队,每队都把战车列成整齐的阵形,每部战车后面跟着徒兵,配合作战。车上的武士,一人驾车,一人用弓箭,一人用长兵器,都和更早的商朝情形相同,只是长兵器有了变化,出现了戟。春秋时的戟,是矛和戈的结合。矛是直刺的器械,戈是钩杀的器械,合成一样兵器,可刺可钩,使用起来,比单纯的矛或戈方便得多。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车马坑,到了殷商时期,可以确认战车已经登上中国的战争舞台,在商代后期的殷墟里,仅车马坑一项,就已发掘出了30座以上,出土的殷代车辆,已多达数十辆
早在周武王伐纣时,太公望(姜子牙)指挥的周军主力就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而诸反商诸侯兵会于牧野者,更有战车四千乘之多。在毕其功于一役的牧野之战中,周军大破商军17万(一说70万),战车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这可以从《诗经·大雅·大明》对战车的颂美之辞中得到证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至于《诗经》中其他一些描绘西周时代战争的诗篇,说的也几乎都是车战。从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出,当时车战的规模小者数百乘,大者上千乘。最大的一次是周宣王南征,曾出动战车三千乘。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此前使用战车最多的是赫梯人,据说他们在公元前1372年与埃及的战争中曾动用战车2500辆,以此观之,中国在西周时代对战车的使用规模已超过世界其他国家。
到了春秋时代,《左传》隐公元年说:郑庄公“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这是春秋时期见于记载的第一次车战。从此,五霸迭兴,战祸不已,车战的规模愈演愈烈,公元前666年,楚伐郑,出动战车共计600乘。在公元前634年的城濮之战中,晋、楚两个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为争夺霸权正面对决。晋文公一次投入兵车700乘,就以压倒优势的车阵击败了楚军。就连中小诸侯国的军事行动也不例外,前607年,郑、宋间的大棘之战中,郑国一次就俘虏了宋国的战车“四百六十乘”。到了春秋晚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郑国以700乘兵车伐陈,已与晋城濮之战时的兵车数量相当。而卫国在春秋末期,与齐伐晋时,也曾派出兵车500乘。
毋庸置疑,战车上的甲士,是战车的战斗力所在。战车上的三名甲士,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称“参乘”,这是因为古人也与今天的人一样,大多习惯右手用力。因此,车左射箭比较方便,左手持弓,右手引弦搭箭;而车右执戈、矛、戟等长兵器击刺、勾杀,用力也很顺。“车左”和“车右”各司其职,使用不同的武器,效能大为提高。至于居中驾驭战车的则是御者,只随身佩带卫体兵器短剑,专门负责操作战车的行动。
当战斗开始以后,双方的战车一进入彼此弓箭的射程,两名甲首就开始对射,目标自然首指战马,次及御手和战士,因为战车是军队战斗冲锋的核心,战马又是战车的动力来源,因此削弱敌方战斗力的有效方法就是打击战马。对射如不能阻止对方的前进,车右就要在两车交叉驶过的短时间内(双方战车相向冲锋,不能面对面地撞上,那样就会人仰马翻,所以是从右边错毂交错而过),同时挥戟奋击,与对面的敌手进行交锋,这时的战车车舆设计就是针对这种交锋情况,战斗的车辆没有车篷,车舆比较低矮,适合甲士挥舞戈、戟,有的车舆上还设有金属护板,保护车内甲士的下半身。挥舞的长柄戈、戟,不仅可以触及车右或主帅,还可以触及中间的驭手。这时两位车右除攻击对方,首要的任务是保护驭手,因为驭手没有兵器,且不能分散注意力进行自卫。如果一次交锋未决胜负,双方即回车重新开始,事实上在大规模车战的混战中,能冲过一辆又一辆敌车而不被击毁,有能力回车再战的,无疑是这场战争的胜利一方。
可想而知,无论是负责交战的车左、车右还是驾驶战车的驭手,都必须经过长期的、协同的严格训练。这也就使得战车甲士成为贵族(王、公、卿、大夫和士)们的专利,《诗·周南》中就称这些“赳赳武夫”为“公侯干城”“公侯腹心”。实际上,当时每个贵族男性成员,都要受孔子所说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训练。其中的射(射箭)和御(驾车技术)就是车战甲士必具的技能,甚至乐中的“武舞”,也是操练一整套方阵队列的军事训练。在六艺之中,射箭技术是古代“士”最重要的练习项目。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是个美女,引起了贵族子晳和子南的同时追求。两人同意公平竞争,让女孩子自己挑。子晳打扮得漂漂亮亮,温文尔雅;而子南则“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结果当然是美女爱英雄,女孩子最后嫁给了子南。
战车时代的消逝
这是因为战场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相对于步兵,战车虽然在冲击力和速度上都显示出很大的优越性,但是它对地形的适应性很差。毕竟战车无论驾四匹或两匹马,都是一个庞然大物。虽然车体不算太笨重,但由于占地面积大(9平方米),所以只可在开阔地上纵横驰骋;水网、丘陵、林莽、沙漠地带均不利于车战。所以《六韬》就说,“车,贵知地形”,书里更总结了车战的十种“死地”,诸如地形险阻、道路崩塌、侧邻河川、地面卑湿,地有积水,坡度太大、土质黏滞、野草丛生等等,皆不宜展开车战。丘陵山林或水乡泽国,更是战车之绝地。甚至连种植庄稼的田陇走向对战车行进都有影响。比如公元前589年齐晋鞍之战,齐败求和,晋国提出“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就是要求齐国将境内所有田地道路改为东西走向,以方便晋国战车从河北东向进攻。
然而,随着中华文明疆域的不断扩展,战争突破了中原地区的狭小范围,从丰草长林的塞北、到江河纵横的江南,山川险隘无不成为两军厮杀的战场。在战争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这些不利地形中时,战车昔日机动迅猛的优越性丧失殆尽,它的作用不但越来越微弱,有时甚至会阻碍战斗的进程。
因此,公元前541年,晋将魏舒的战车部队与狄人的步兵在山西山区作战时,为了克服地形障碍就不得不“毁车以为行”,放弃车战,改行步战了。而地处江南的吴国晚至前584年晋国巫臣出使吴国,才算学会射法、御法和车战阵法。饶是如此,日后的吴、越争霸,仍旧是以步兵为主,并不倚赖战车。吴王阖闾伐楚之所以长驱直入,五战入郢,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拥有一支轻甲利兵的先锋队,它由500名大力士和3000名善奔走的能士组成,长途奔袭,将楚军追赶得没有喘息的空隙。越国步兵的战斗力同样很强,在笠泽之役中,越军与吴军夹河对峙,越军以两翼步兵佯攻,掩护越王率主力偷渡,一举大败吴军。这次战斗中越王的中军就是6000“私卒”组成的步兵。
殷商以降,战车已经成为中原战场的主战兵器。战车上的武士,一人驾车,一人用弓箭,一人用长兵器,都和更早的商朝情形相同,只是长兵器有了变化,出现了可刺可钩的戟,使用起来,比单纯的矛或戈方便得多
与此同时,骑兵的出现,更打破了战车在野战中的垄断优势地位。古代中原战场无骑兵大抵有3个原因:乘骑之马不如驾车之马比较容易调教;马具简陋,尚无鞍、镫,难以驾驭马匹;华夏民族上衣下裳不便骑马。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大胆改革,“胡服骑射”,使中原历史上有了第一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战国中期,赵国几乎称霸北方,这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胡服骑射”的结果。赵国骑兵部队的建设和运用,则是当时骑兵发展的一个缩影。战国早期的《孙膑兵法》就对刚刚出现的骑兵优越性亟口称赞:“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骑兵不但兼有战车疾、猛的战术特点,而且还具备恰是战车之短的长处:其轻便灵活,较少受地形限制;其个体较小,减少了中矢的目标,其装备简单,一马便可以武装一名骑兵,而战车四马一车才能武装三名车兵。骑兵耗费少而战斗力强,又能适合多种战术需要,使得古老的战车相形见绌。
正是骑兵在汉武帝时期最后将战车赶出了中国的战争舞台。武帝发动的几场对匈奴的战争,俱是以骑兵取胜。其中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一次战争,汉军出动十万骑兵,“私负从马”14万匹。在中原军事史上,一次出动这么多骑兵还是亘古未有的。以此为标志,战争的历史不再是甲士们的丰碑,而成为新兴的步兵、骑兵的伟业了。显赫一时的战车不再成为作战武器,而降为运输工具了。
更新于:24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