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翰林院有何变化?区别在哪里

2024-11-30 08:12历史解密

还不知道明清时期的翰林院有何变化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翰林院在中国历史上是较为特殊的机构,它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官僚结构,同时,它带有极其鲜明的儒家文化色彩。西汉的杨雄的《长杨赋》中曾云:

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这是“翰林”二字的最早出处,本意为:文翰如林,有才学之人荟萃如斯。

公元738年,唐玄宗李隆基建立翰林院,翰林院学士逐渐取代了中书舍人的位置,成为为皇帝起草各种敕令和圣旨的主要机构。宋朝时,翰林院的位置日渐重要,也有部分宰相出自翰林院,例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蔡京等,在当时,翰林院已经成为培养宰辅的渠道之一。

到了明朝,特别是在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翰林院的政治作用凸显,明英宗之后,官场流行一句话,叫“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翰林院的高门槛、大前途。

到了清朝初年,尤其是在雍正建立“军机处”之前,翰林院在清朝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比明清两代翰林院的制度,来浅谈清朝在翰林院的三大“创新”。

明清两代翰林院简述

1.明朝翰林院:从词臣到储相之地

明朝翰林院的成立较早,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前一年(吴元年,公元1367年),在南京已经开始筹建翰林院。最初名为“翰林国史院”,第二年,明朝建立,改名为“翰林院”,其最高官职为翰林学士(正三品)。以下还有侍讲学士(正四品)、修撰(正六品)、编修(正七品)等职。在建文、永乐等不同时期,翰林院的人员建制和官员品级有所改变,但大同小异。

当时翰林院的主要职能有五点:

其一,编修国史、实录和全国地理、水文等书籍。

其二,协助六部制定法令、礼乐等制度。

其三,给皇家讲解经史等传统典籍。

其四,帮助皇帝草拟敕令、诏书。

第五,协助主持全国乡试、会试、殿试等。

另外,翰林院还要做大量的奏折、文书的誊抄、归档事物。

洪武十三年,因胡惟庸案爆发,朱元璋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大权独揽后,因精力有限,翰林院开始分担一部分政治职能。据《明太祖实录》卷139记载:

命法司论囚,拟律奏闻,从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平允,然后覆奏论决。

从这以后,翰林院学士开始参政。

到了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为了应对繁杂的政务,朱棣成立了“内阁”,第一批内阁大臣一共有七人,都来自翰林院,据《明经世文编》所载:

太宗皇帝入继大统,首摧翰林编修,初建内阁于奉天门内,简任翰林之臣七人其中,所职代言,属时更新,凡制诰命令诫救之文日移,而礼典庶政之议,及事之关机密者,咸属焉。”

这里提到,朱棣登基后,对翰林院的七人非常重用,所有的诏令、礼典,政务等涉及机密的事情,都会让这七人来处理。从此之后,翰林院大臣入内阁的惯例形成。特别是到了明英宗之后,形成了“无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从宣德年间的“三杨”开始,再到明朝中后期的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明朝翰林院为内阁提供了大量的政治人才。翰林院庶吉士等职成了朝廷的储备宰相。翰林院已经不再是明朝之前的文学侍臣的代名词,而成了炙手可热的政治机构。《明史·选举制》对这个时候的翰林院评价为:

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

2.清朝翰林院:生而坎坷,渐而盛极

清朝建立后,继承了明朝大部分的政治制度,但是,翰林院的设立时间较晚(顺治元年)。在此之前,皇太极于天聪三年,设立了文馆。光绪年间所著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

天聪三年,设文馆于盛京。

当时的“文馆”,并非是文人聚集之所,而是招纳和安置汉臣的主要机构。到了天聪十年,文馆的人员越来越多,改文馆为 “内三院”,内三院包括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三院的成立,颇有翰林院的雏形,因为内三院设置了“大学士”一职。《清史稿·职官志》云:

始亦沿承政名,后各置大学士一人,掌院事。

直到清军入关,顺治元年成立翰林院。因为最初供职于翰林院的大多是汉臣,这和一些满洲勋贵的利益相冲突,所以在顺治二年六月,顺治迫于压力,撤销了翰林院,翰林院人员又归内三院管理。到了顺势十五年,顺治裁内三院,复设翰林院。但是,为了平衡满汉大臣,翰林院设置满汉掌院学士各一人,其他的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也都是满汉各二人。

但是,顺治十八年,顺治又重蹈覆辙,撤掉了翰林院,恢复了内三院。这期间,满汉文化冲突严重,满汉文臣也存在这非常剧烈的碰撞。直到康熙九年,康熙决定以原来的内三院为班底,重设翰林院,并成立内阁。《清圣祖实录》卷33记载:

命改内三院为内阁,其大学士、学士官衔,及设立翰林院衙门等官,俱著察顺治十五年例议奏。

康熙复立翰林院的背景复杂,因为登基之初,一直受四大辅政大臣钳制。直到康熙八年,康熙擒鳌拜之后,康熙开始筹划大权独揽,次年,康熙借复立翰林院的机会,成立内阁,以内阁来对抗清朝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

从康熙复立翰林院之后,清朝翰林院才步入正常发展,逐渐盛极一时,对此后的清朝,影响很大。

综上所述,清朝的翰林院成立是十分坎坷的,最初在满汉斗争中几度被撤销,而后又因政治斗争被康熙重新复立,此后才步入正常轨道。

3.明清两代翰林院的相同之处

在文化上,翰林院本是文学词臣的聚集之地,也是朝廷重要国史、文化著作的诞生之所。在其核心文化作用上,明清两代大致相同。

在政治上,在清朝军机处成立之前,清朝的内阁是政治中枢机构之一,和明朝一样,内阁大学士几乎都出自翰林院,有“宰相”之称,因此,清朝的翰林院,最初也是“储相”之地。由此看来,明清两代的翰林院似乎非常相似。

在职能上,明清两代翰林院皆有编纂文史、稽查档案、主持科举、整理奏章等功能,并且,在翰林院的人员建制方面,也都大同小异。例如,明朝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效仿宋朝制度,设立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清朝时期,基本沿用了这样的方式,例如,清朝张英为文华殿大学士,陈廷敬曾为文渊阁大学士等。

虽然,明清两代翰林院大体相同,甚至可以说一脉相承,但是,仔细对比而来,清朝在翰林院制度上,至少有三点“创新”。这三点“创新”对清朝的政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下面我们就一一来详述。

创新(一):对“经筵日讲”的空前重视

经筵日讲制度并不是清朝的创新,清朝创新的是对这一制度的空前重视。经筵的意思是为帝王讲经论史,在理论上辅佐帝王执政。是帝王的教育制度之一,唐朝时期就有这一制度,宋、明两代沿袭,清朝最为重视。

谁来负责给帝王来讲课呢,黄佐在《翰林记·开经筵》中记载:

经筵官有知经筵事、同知经筵事,讲官推举,皆出内阁翰林。

也就是说,给皇帝讲课的人必须是饱学之士,而当时的饱学之士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那就是翰林院。明朝时期,也有过经筵日讲,但《清圣祖实录》评价明朝的经筵是:

人主惟端拱而听,默无一言。如此虽人主不谙文义,臣下亦无由而知之。

也就是说,明朝的经筵制度,都流于形式,而清朝则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是来真的。

在顺治二年,汉臣洪承畴等人就上书顺治,提议要聘请满汉翰林学子为顺治倾授“圣学王道”,让年幼的顺治接受治国教育。《清圣祖实录》云:

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则圣德日进,而治化益光矣。

之后在顺治五年和顺治八年,汉臣们又多次上奏,强烈提议举行经筵大典。到了顺治九年,终于确定了经筵日讲制度。到了康熙九年,翰林学士熊赐履在翰林院为康熙进讲《道千乘之国》《务民之义》等经典,让康熙非常受用,当即“大喜,随命取经筵日讲仪注以进”,同年,康熙下旨:

“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咨启沃之益。经筵日讲,允属大典,宜即举行。尔部详察典例,择吉具仪奏闻。”(出自《清圣祖实录》)至此,经筵日讲制度走向高峰,康熙几乎每月都要听几次课,以提高自己的儒家涵养和治国理论基础。从此之后,清朝的经筵日讲制度,也逐渐成了清朝帝王培养教育之关键。

经筵日讲制度对清朝的封建统治意义重大,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培养清朝帝王的儒学素养。

清朝统治者出自关外,清军入关后,其统治理念和中原主流的儒学文化截然不同。培养和提高清朝帝王的儒学素养,对清帝理解汉文化、治理汉族百姓至关重要。

第二,完成满洲传统政治到封建儒家制度的过渡。

爱新觉罗家族从关外的牛录制度,过渡到八旗制度、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等,采取的都是满洲独有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和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不完全相融。因此融入传统的儒家制度,是统治全国的必要条件。而经筵日讲制度,完成了满洲传统政治到封建儒家制度的过渡。

第三,缓和满汉冲突,促进民族融合。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统治者入中原不久,因习俗、文化等不同,酿成满汉冲突。经筵日讲制度促进了满洲统治者了解汉族文化,对缓和满汉冲突,促进民族融合起了推动作用。

清朝之所以会如此重视经筵日讲制度,实际上有三点原因,而且缺一不可:

其一,顺治、康熙两位皇帝登基时,皆是幼年,可塑性极强。所以,不管是满洲宗室还是汉族大臣,如果想要国运昌隆、国君大有作为,必须要做好帝王的教育。

其二,因为经筵日讲大多以汉族儒学为主要内容,而清朝初期汉族大臣的地位并不高。因此,很多汉族大臣希望通过此举,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维护和皇帝的关系。

其三,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满汉文化冲突严重,政治上也十分需要通过经筵日讲来缓和文化矛盾。

总体来说,经筵日讲制度虽然并非清朝所创,但清朝因为独特的历史背,却对这一制度空前重视,并且加以系统化的改造,使经筵日讲成为清朝翰林院的一个 “创新”之一。

创新(二):强化翰林院“入侍班”制度

在清朝初年,翰林院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入侍班”,强化翰林院“入值侍班”制度,是清朝翰林院的另外一个“创新”。

所谓“入值侍班”,实际上就是让若干名有学识的翰林文臣按班次陪伴在皇帝身旁,随时扈从,供皇帝咨询,充当智囊和文书等职务。和经筵日讲相比,入值侍班让翰林官员有更大、更实际的权力。

早在皇太极登基不久,天聪三年,就已经有文臣入职皇太极的书房,当时称为书房官,例如当时著名的汉臣范文程就曾是皇太极的书房官。到了顺治年间,翰林院(或内三院)的大学士和学士们已经有入值的情况存在,只是当时还未形成制度。据《词林典故》记载:

顺治十年冬,命内院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更番入值。

到了顺治十六年,翰林院入职制度正式确立了入值侍班制度,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曰:

顺治十七年六月谕:“翰林院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直宿,以备顾问……令翰林官直宿,联不时召见顾问,兼以观其学术才品。”

当时入值侍班的基本情况是:从翰林院抽取读学士、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3人,编、检各6人,合计24人,分为三班,轮流入值在顺势身旁。这样,每班有读学士、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一人,编、检各2人,共8人。入值侍班制度从此延续多年,并且声势越来越大。

清朝为何会如此强化翰林的入值侍班制度呢?从本质上说,有两方原因:

其一,清军入关后,顺治、康熙两位皇帝冲龄即位,在继位之初,各方面学识智慧都不算超群,他们需要更多的翰林儒生们进行日常辅导,所谓“选博学之人辅导,讲究文义” 。

其二,皇帝发布诏令、谕旨等代表着最高权力,因此字字句句都需要熟悉儒学的大臣来斟酌,翰林院有精力、有能力来胜任这份工作,因此才让翰林院入值侍班。

以上两个原因,同时也说明了入值侍班最初的两个目的,第一是辅导帝王学习、第二是做皇帝的文书,帮皇帝起草诏令等。

随着入值侍班制度的发展,到了康熙时期,又形成了独特的“南书房”,以高士奇、张英二位翰林大臣入南书房为标志,清朝翰林院入值制度发展到了高潮。此时的“南书房”,已经不是普通的“入值侍班”,而是作为康熙执政的智囊和私人秘书了。据《养吉斋丛录》云:

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视草。

可见,最初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翰林三者分工明确,南书房地位虽然特殊,但其本质上还是翰林入值侍班制度的升华。

创新(三):推动翰林院的政治地位

自明朝明英宗之后,虽然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这仅仅说明了内阁成员都来自翰林,但并不能说明翰林官员的普遍地位。清朝康熙时期,随着儒学成为清朝官方的主导文化,经筵日讲和入值侍班都得到高度的重视和强化,从事这些工作的翰林们地位相比前朝,明显提高。他们因为常伴皇帝左右,而得到皇帝的信任。以熊赐履和李光地为例。

熊赐履在翰林院人掌院学士四年,屡次主持经筵日讲,就被提拔为武英殿大学士,直入内阁。凭借给康熙讲课,就能迅速成为朝廷大员,这种情况十分罕见。

李光地是康熙最为信任的汉臣之一,康熙二十五年,李光地人翰林院掌院院士,开始入值侍班,因此得到康熙的赏识,后来李光地官至文渊阁大学士。

另外,再如高士奇,此人出身低微,因为才华出众,被康熙以翰林的身份召入南书房,成为一时之权臣。

再对比明朝时期的翰林院,《词林典故》云:

翰林院迁官始自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循至学士。其转则吏部尚书、侍郎,以至内阁,不及他途。

也就是说,明朝时期,翰林官员虽然有升迁的途径,甚至可以位极宰辅,但这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翰林学子,空耗半生,没有机会成为侍郎、尚书、内阁宰辅,也就沉寂下来。有明一朝,翰林官员的地位普遍不高。同样的道理,在《啸亭续录》中说的更加直白:

明代设翰林院于东长安门外,视之与部院等,坐耗俸禄,毫无一事,惟以为入阁之阶。

可见,明代翰林院官员,除了个别入阁的,很多资源都浪费了。他们只能“空耗俸禄”。

在清朝,因为翰林学子不仅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晋升为侍郎、尚书、大学士等要职,更有“经筵日讲”和“入值侍班”等机会接触到帝王,仕途上机会更多。

究其原因,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提高,有三点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因民族原因,清朝统治者对汉臣的使用并非随心所欲,但需要借助才华出众的汉臣来辅佐自己,而才华出众的汉臣大多出自翰林院,所以翰林们在这方面有诸多优势。

第二,因“经筵日讲”和“入值侍班”等制度的建立和强化,翰林官员接触皇帝的机会变多,不仅皇帝从翰林院提拔官员的概率增大,同时翰林官员在仕途晋升上的偶然性也在增大,所以推动了翰林院在清朝的政治地位。

第三,清朝统治者革除了明朝翰林院的诸多弊端,提供更多的职位给翰林们,让翰林院儒生们的出路更多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曰:

降及清代,鉴于前明之弊,变通馆制,广开仕路:除内阁外,翰林官内而可升部院、京堂、科道,外则可转司道、藩桌、知府,通过内外互转之制,“使之历练民事,以资任用。

可见,由于民族和特殊的制度,清朝翰林院官员的出路的确比明朝要更多,更好。长此下去,翰林院在清朝的政治地位自然上升,这也是清朝翰林院的特色和创新之一。

更新于: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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