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经学及湖湘经学

经学就是一种古典文明形态，并且对于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采用文明论的形式兼容宗教话语的叙述更有利于儒教的传播，这也正是我近期在思考的问题。

其实陈明老师讲的“天人之学”和“心性之学”，就是对经学和理学两种学术范式特点的概括。经学与理学之争一直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热点问题。具体到湘学研究，王闿运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研究湖湘学派的学者，他认为湖湘学的底色是经学而不是理学，所以他的学术研究与曾国藩以及整个湘乡学派或言湘军理学集团截然两分，王氏一生对于宋儒、王夫之等理学家抱有诸多非议。他采用的方式是以“汉宋兼采”“无分今古”来兼而化之，但实际上“汉宋兼采”是以“汉家仪度”统摄“宋明理学”，“无分今古”实际上也分了今古，是用今文经学兼摄古文经学。这样的矛盾，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晚清以来的学术史上数不胜数。

其实我并不全然排斥理学，并且我在理学研究的某些细部工作上做的工作并不比某些理学信奉者少。（我只是从保存中华文明的全体来考虑）但就目前我所接触的许多信奉理学的人来说，他们大多都狂妄自大，认为“汉朝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唐朝的儒学是贫乏的”，“明代的儒统三教思潮没什么意义和价值”。实际上，“汉唐一系”，真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整体基调并将之发展成熟，“终汉世，儒学大明矣。夫人心无所役，则不能发其材智以自表于世。故晋尚玄虚，老、庄又兴。五胡为乱，南北剖判，南近道，北近儒。及其合于唐，而前代师说舛互，儒者方乐讨其籍，则儒学又起。”真正激起我的愤怒的是这些自以为是的言论。对于这些自以为是的理学家，王闿运批得好：“习读梁、唐佛经，心醉其言，以为圣人皆宜有秘道心传，不但推制度、仪文、训诂浅近之云。耻孔子之精曾不及释伽牟尼，则性理兴焉，号为道学，名老而实儒，口孔而心佛。”

正是充分了解了中国思想史，才会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理学和心学都扬言是基于经学进行阐释，结果是解构了汉唐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