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不是准则，而是符号

我们之前说过，魏文侯励精图治，把子夏请到河西讲学，其政zhi以及军事实践又促进河西学派的崛起，我们认为，河西学派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直接的来说，子夏讲学于河西，催动了魏国文艺的兴盛，甚至吸引了秦国人来此游学；自武王伐纣，龙战牧野，商军倒戈，纣王灵台自fen，宗周分封诸侯，形成众星拱月之势，周鼎初成，其中姜太公被分封到齐地，促进了周文化与本土的东夷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后期形成的重要成果就是孔老“述而不作”总结的六经。

子夏作为孔门传人，携“六经”（注：诗，书，礼，乐，易，春秋）西进，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以及反哺，后来佛教东渡，其内陆的路径也会经过这个区域，又变成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子夏当时做这个选择面临的压力。

随着铁制品的使用，耕种技术的改进催动着土地，税制以及政经结构的变动，这种结构的变动，风起于军事，文化，政zhi强盛的齐国，盛于晋，其阶段性的形势是魏，赵，韩的崛起，这种格局虽然得到了周威烈王的承认，但是开启了一个合纵连横剧烈变动的战国时代。

子夏接受魏文侯的邀请，讲学河西，也意味着对于此格局的承认；而这会遭受同门的非议，这也是孔门理论不同分歧。

要知道，孔老曾说，“郁郁乎，吾从周”。但是，孔门还是很有水平的，在编撰论语的时候，还是秉持着“和而不同”的理念，用三句“学而”作为开篇，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而理论之间的细微差别，则藏在不同的章节之中。

知道这个背景，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子夏，孔老，孔门以及论语。

接下来，我们主要来聊一聊“经”。

所谓“经”并不是恒定的行为准则，而是“符号”。

比如说“春秋”，它里面当然有“史”，但是是符号化了的史，更重要的是，孔老要将这种符号化了的史来表达其历史哲学的观念。什么写，什么不写，先写什么，后写什么，都有讲究。

如果单单去考证“春秋”里面的史实，是会有出入的，所以对于“春秋”又有“传”，“传”的意思就是对于符号的说明。

拿“春秋”经来说，有三种影响比较大的对于这种历史哲学的说明，分别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其中后两种跟子夏有关系。

再比如说“易经”，也是“符号”的有意义的集合，比如说“元亨利贞”，“见龙在田”，对于它的说明有“七种十篇”，也叫“十翼”，“大传”；“易经”，加上七种十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周易》。

而“乐”的符号化的特征会更加明显，借助于专门的乐器，经过训练的人便能够依据乐谱而弹奏出“乐曲”。

相对来说，先秦时期的其他经学，诸如《老子》以及《庄子》，其符号化的特征明显就弱了很多很多，从观念的层次来说，孔门的六经还是略高一个段位的，但这是牺牲影响力的。

因为我们接受一样东西，很少是从观念逻辑上来接受的，而是从经验乃至事实来接受的，他们互为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