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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篡周建宋后，为改变五代十国武强文弱的局面，避免武将犯上作乱的现象再度出现，一招“杯酒释兵权”后，将禁军重新收归皇帝控制，并设置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统领。
同时，为了避免唐末藩镇割据局面的再度上演，宋朝在兵力配置上遵循“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原则，即从各地厢军、乡兵中抽调精锐士兵编成禁军，其中最精锐的殿前军驻守京城，侍卫亲军则驻守各地。如此一来，京城军队最为精锐，地方军队则偏弱，各地如果发生叛乱便可迅速出动平定，这便是“强干弱枝”;而如果京城发生变故，各地驻扎的禁军在联合地方军队后，也足以入京勤王，这便是“内外相维”。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长官长期虚而不置，于是侍卫亲军司便逐渐分为了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一样，分别以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为长官。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则并称三衙，分别负责统辖殿前诸班、直和全国禁军。
同时，宋朝还对兵权进行了分解，以求达到相互制约的目的，也就是“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即枢密院有调兵之权，但并不掌管军队;而三衙虽然掌管军队，却并无调兵之权。同时，率兵出征的权力，既不在枢密院，也不在三衙，而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率臣领兵出征，战争结束便收回兵权。
此外，根据《宋史·兵志》的记载，“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
也就是说，除了禁军之外，虽然地方还有厢军和乡兵，但厢军主要从事工役或杂役，故也称“役兵”，根本没什么战斗力;而乡兵更像是平时接受军事训练的农民，战斗力自然也不用多说。因而宋朝的主要战斗力还是来自于禁军。
宋朝禁军虽然一度扩充至八十万，但北宋末年却根本不值一提
根据钱穆的《国史大纲》记载，宋朝开国之初，禁军其实只有二十万左右，此后则愈增愈多，到北宋中期时禁军增至八十余万。《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八年》对此也有记载，“向因夏人阻命，诸路增置禁军约四十二万余人，通三朝旧兵且八九十万人，其乡军义勇、州郡厢军、诸军小分剩员等不在此数”。
由此可见，从宋朝中期开始，禁军的数量的确一度扩充到八十多万，那么为何在北宋末年时，却又如此的不堪一击呢?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1、制度原因。宋朝的兵制，使得掌兵、调兵、统兵之权分离，虽然有效防止了武将坐大的可能性，但对军队的战斗力影响却更为严重，一旦战争爆发，将领和士兵往往面对的就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尴尬局面。宋初时期，由于宋军的战斗力尚且强悍，导致这个弊端并不明显，但随着军队战斗力的持续下降和长期和平导致将领的素质下降，这种弊端已经变成了致命的缺陷。王安石变法时，也曾对此进行改革，通过“裁减兵额、置将分领”的方式使得军队战斗力迅速提升，但随着变法的失败，这种制度又被放弃，这也是北宋末、南宋初时将领私募兵比朝廷禁军战斗力还要强悍的原因。
2、军队腐败。由于禁军乃是全国精锐所组成，因此禁军的福利待遇也是最为优厚的，这同样滋生了禁军的腐败。到北宋末年时，禁军的腐败现象已经十分严重，禁军数量看似庞大，然而各级将领吃空饷情况却十分严重，兵力存在极大的水分。实际上，金兵南下时，京师三衙所能够调动的军队，仅仅只有三万多人，其余禁军要么分散于各地，要么就是空额，这也是抵御金兵时，朝廷不得不大量募兵的原因所在。
北宋末、南宋初私募兵反成为了主力
3、兵员素质。由于军队的不断扩充，除了继续从厢军和乡兵中挑选精锐之外，禁军还从民间募集了大量士兵。朝廷甚至在灾荒时期，募集了大量流民进入禁军，这虽然避免了因流民引起的***，但却导致军队素质严重下降。正是由于兵源素质的参差不齐，再加上训练松懈、管理混乱，北宋末年的军队规模虽然相较于北宋初期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战斗力却不升反降。
4、决策失误。北宋末期战备方面极度差劲，不仅在军队训练方面极为懈怠，就连加固城防这种最基础的工作，宋钦宗也下令停止修建。更为重要的是，在金兵南下之际，宋钦宗为了向金人展示求和的诚意，根本就没有打算抵抗。当时，很多地方军队都准备入京勤王，宋钦宗竟然对此予以了拒绝，朝廷如此态度，这个仗还怎么打。
综上所述，莫说北宋末期的军队数量水分极大，就算80万禁军全部满编，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之下，到底能发挥多少战斗力，也不得不让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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