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庄子故里：宋人还是楚人？
1、庄子是宋人。
司马迁说，庄子是蒙人，曾经做过漆园小吏。
（1）庄子故里的蒙地，究竟在哪？
一般认为是在今河南商丘城东北的蒙县（今已撤县）。
商丘即春秋战国时代的宋国都城，已经被1970年代中美联合考古队已经考古坐实。
蒙地，在商丘城北不远处。前286年，宋国被齐、楚三国联兵灭其国、分其地，此地分给了楚国。但此时庄子已经去世了。
汉代在此设蒙县，魏晋大混乱时期荒废，此地仍有小蒙城遗址。
如果说庄子在此长期居住生活，则此为庄子故里不假。
但是到了后世，又有一个地方参与竞争，即今安徽蒙城县。
两地一北一南，相差约150公里，都有关于庄子的祠堂，以及大量衍生遗址、纪念碑之类。
清人凌廷堪，安徽人也，他说了句公道话，认为，这种地名混乱，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室南迁造成的，当时很多北方地名都被挪用于南方，导致同一个地名出现在两个地方。到了唐朝，又删繁就简，又导致古地名被张冠李戴。
他的意思是很清楚，庄子故地的蒙，就是人家河南商丘蒙县的，咱安徽蒙城人就别争了。
（2）庄子曾经工作过的漆园，又在哪里？
一说在商丘东北的蒙县故城中；
一说在山东曹县，在商丘正北约40公里；
一说在冤句（古县名），则比曹县还要往西北约20公里处；
’ 一说在菏泽城北，则在曹县正北约40公里处。
一说在东明，在曹县北偏西约50公里。
总之是越说越远，但是距离商丘还不算太远，大差不差。愚以为庄子工作的漆园，应该距离其故里不远。之所以有这么多“据说”的漆园，大概是因为漆园是个比较宽泛的地名，好比今之苹果园，那里没有个苹果园啊？！
但又有说在安徽定远县，则在安徽蒙城县东南120公里以远。这当然是依附于庄子故里安徽蒙城说的，不可信。
由此又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漆园在今河南商丘还要往北，怎么会有漆树？漆树是亚热带作物啊。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初步研究》可做个答案。春秋战国直至西汉，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要热，会出现亚热带植物，比如竹子、梅树。司马迁《货殖列传》还记载今河南南部产漆树。
2、庄子与楚国的渊源。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以后，有很多人试图论证庄子家世的楚国渊源。如晚清张佩纶就极力论证，庄子本是楚国人，祖上是楚庄王的后人，以楚庄王的谥号为姓，因为战国时期有好几个楚国大臣都姓庄，应该都是庄子的族人。
【按：到了东汉时期，为了避汉明帝刘庄的讳，庄姓大多改姓“严”了，取“庄、严”二字同义。】
庄子本人，或其父辈，或许是为了避难，北上搬迁到了宋国的蒙地。
张佩纶的证据，都仅限于间接论证，直接论据一条也没有，只能备此一说。
倒是能启发我们的一个联想：
在庄子时代的宋国都城商丘，东北方向约150公里，即是儒家文化中心曲阜，鲁宋两国向来有密切交往。
而宋都距离传说中的老子故里------今河南鹿邑县------更近，往南偏西不过50公里左右。
则宋为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汇地。
这种文化交汇，也反映到庄子的思想中：
一方面，庄子以老子为宗；对于孔子和儒家，常常使用一种基于外道视角的品头论足的口气。
另一方面，庄子整体上又以儒家为关注重心，有“明挤而暗助”的味道。
《庄子》书中提及老聃46次，提及孔子则多达86次，比老聃多一倍。且在《内篇》中的孔子基本上是正面形象；外杂篇则对儒家有正有负，但即使是负面评价，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口气。庄子似乎是要以道家的魂，灌注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建制派之中。
三、庄子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庄子学术成长环境之迷。
关于庄子更进一步的生活、学术成长经历，有关的史料极少，只能通过《庄子》书中的有限记载来推测。
他的生活，接近于一个大隐隐于市的隐者。
曾经有两次和君主的接触。
一次是前文提到的楚威王礼聘庄子，遭到庄子拒绝，理由是觉得当官如同被献祭的猪，不如在污泥里当乌龟来得自在。
另一次是说庄子见魏王，穿着粗布衣服破麻鞋，魏惠王不知道是嘲讽还是同情，说你怎么穷困潦倒成这样子了？
庄子说，这叫穷，不叫困。穷是外在境遇不好造成的，不是自己的错；困则是由于选择了错误的道路造成的。我属于穷，不是困。
又说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替宋康王出使秦国，在秦王和宋王处都得到了大量的赏赐，因此而发财了，来炫耀，被庄子狠狠嘲讽一番。
司马迁又说庄子的言论“洸洋自恣以适己，不为王侯所喜”，故而无从出仕。
可见，不论是他的立身处世态度还是他的学术观点，都使他难得高官厚禄，那就只好安贫乐道了。
而且庄子确实穷。书上记载，说他曾经向人借贷，结果被人漫应，庄子忿忿然反讽一番。
但是说庄子只是个隐士，又肯定不对。朱熹说：庄子眼冷心热，救世情怀很盛的。庄子心学在后世中国如同西方宗教，不知抚慰了多少人的心灵，避世隐者怎会生出这种思想呐？！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呢？
我倒是觉得，以现代的观点看，庄子的个人旨趣和事业，说白了就是个搞基础理论的，他对世界的热心，就呈现在他的理论建构上。而从事基础理论的人，又只能是适当超脱现实，坐冷板凳，当然也缺乏即插即用的实用价值。
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庄子立论的针对对象，既不是君主，也不是大众，而是士人，而且是和他一样追求学术旨趣的“知识分子圈”。
何以见得呢？
晚清胡远濬（xun）认为，孟子和庄子，都旨在救世之弊，孟子主要是反对逐利；而庄子则主要批判争名。
这个发现很有见地，那么，什么人对名的追求更有兴趣呢？
知识分子。如此说来，庄子的书，就是给知识分子写的。
由此推断，庄子的一生，必然是长期混迹于知识分子堆里，否则不会有这样的人生旨趣。
又，司马迁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如果不是在学术圈子里面混，上哪儿窥去？！
又说，庄子把先世、当朝著名的宿学全都点评批驳一通。如果不是在学术圈混，他哪来这么大的激情，这么大的瘾头？！
由此就有一个问题，庄子是在哪个知识分子群里成长起来的？
在庄子时代，可能的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一共有三个：魏国、鲁国、齐国。
（1）先说魏国。
孔子徒弟如子夏、子张、曾子等人，在鲁国及其周围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教学点，形成学术圈子。
其中，子夏在魏国所属西河开业收徒，名气最大。魏文侯和宰相李克拜子夏为师，又有段干木、田子方参与其中，在魏国形成了知识分子圈。
但是，庄子不应该是儒家在魏国的教学点成长起来的。
因为魏国脱胎的晋国风气，向来崇尚权诈；从魏文侯开国到魏武侯、魏惠王，又都崇尚实用，是后来法家的发源地。而庄子的学术旨趣属于心性之学，从学术旨趣的熏陶来看，不像是从魏国教学点成长起来的。
而且还有个比较硬的证据是，惠施在魏国任宰相长达十五年以上，活动时间更长。但史料庄子到魏国是初次遭遇惠施，这说明庄子不是在魏国成长起来的。
庄子大约是已经在别处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后，才到魏国找惠施碰瓷来了。后面还会专门说明。
（2）再说鲁国。
鲁国是儒学大本营，其中最继承师门的大概是曾子教学点，有人推测《论语》就是他编辑的。大名鼎鼎的吴起，也曾经是曾子的学生。
但庄子可能也不是曾子为中心的鲁国成长起来的，虽然庄子对儒家经典和孔门轶事极其熟悉，但鲁国的学术风气极其保守，极重师承关系，以吴起这样的优秀才俊，又对鲁国立有大功，居然因为有道德污点被轰走了。而以庄子行文中，总有一种站在高处对孔子和儒家指点点的心态，也不像是在这种学术氛围里培养出来的。
《庄子•田子方》里有两个寓言，说有个南方人，去齐国，路过鲁国，瞧不起鲁国的儒学，说其是“明乎礼义，陋于心知”，俨然是把孔子身后的鲁国儒生们看成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
（3）齐国的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在齐国首都临淄西门外，是（田）齐创建的天下学术中心，最早或许在田氏篡齐（前386年）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了。在随后的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三代，大约七十年的时间里达到鼎盛。而庄子与齐宣王同时。
齐国国力强盛，财源丰足，齐宣王招纳天下学者名士数十人，给予大夫（省部级）待遇，可以不参与政事，只管讲学、著书立说，互相辩论。这些学者都被称为先生，所给予的俸禄，可以养活手下数十乃至上百名门徒，齐宣王时代的稷下学宫，连老师带学生，人数多达数百上千人的规模。
这种纯粹的学术环境，在先秦绝无仅有。说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最容易找到画面感的地方，一定是齐国的稷下学宫。而在《庄子•天下篇》里记载的学者如宋銒、尹文、彭蒙、田骈、慎到，都是稷下先生，曾经在此进行过学术活动。
我一开始总怀疑庄子是在稷下学宫得到熏陶和成长，从而奠定了他的学术旨趣的。
但是后来倾向于否定这种看法。
我觉得庄子可能去过齐国观摩，可能还有过短暂的学术交流，但却不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原因是《庄子》全文中，对齐国提到的次数很少，而且语气总是对齐国很隔膜的感觉，不似对宋国、鲁国、楚国那般亲近。如果是在这个学术圈子里出身成长的，应该在其文中有意无意地有更强烈的反映才对。
如果这三个学术中心都不是，那庄子又会是哪所大学毕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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