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国本之争是压垮明朝的因素之一？它带来了哪些影响？

万历十八年，朱常洛即将年满八岁，已经到了出阁读书的年龄，对朱常洛教育问题极为关心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和内阁辅臣王锡爵等人再次上疏请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对此仍旧是置之不理，申时行、王锡爵等人为逼迫明神宗就范居然共同上疏请辞，无奈的明神宗只好于当年十月令宦官向内阁传值：“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的仪式将于明年十月举行，条件是一年内不能再有人上疏请立太子，否则的话将推迟至朱常洛十五岁时再立太子”。

好不容易等到了万历十九年八月，眼看再有两个月明神宗就将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可是礼部居然在这个时候上疏请求提前准备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时的仪仗，此举被明神宗认为是违反了之前提出的条件，所以就宣称要等到朱常洛十五岁时再册立太子。

这种情况下，为了逼迫明神宗尽早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礼科给事中李献可、吏科给事中钟羽正、户科给事中孟养浩等十二名科道言官于万历二十年正月先后上疏请立太子，结果全部被贬官罚俸。这样，大明的朝堂之上就迎来了一个更加短暂的平稳期。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平稳期再一次被打破，因为明神宗提出了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皇五子朱常浩一起封王的“三王并封”之议，此举在朝臣们看来是明神宗终于暴露出了想要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皇太子的本意，所以，朝臣们纷纷上疏反对“三王并封”，最终明神宗收回了“三王并封”之议，并表示王皇后在三年内仍然不能诞下嫡子就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然而，直到万历二十六年，明神宗依然没有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的打算。这下，整个文官集团被彻底激怒了，当年三月二十七日文官集团发动九卿、科道等衙门“各具疏诣文华门，恭进候旨，必得命乃敢退”。

在整个文官集团的逼迫下，明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下诏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但是在文官集团看来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因为朱常洵一直没有就藩，直到万历四十二年的“梃击案”发生，朱常洵才就藩洛阳，历时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宣告结束。

通过国本之争的整个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明神宗完全是在文官集团的逼迫下才决定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如果对比一下永乐时期的国本之争中以解缙等人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完全是靠着“父子情”和“好圣孙”来打动朱棣，进而帮助朱高炽获得皇太子之位的情况，我们更加能发现一个事实：从永乐时期至万历时期，明代皇帝的皇权下降、文官集团的权力不断扩大。

通过这个事实，国本之争的本质就是皇帝的皇权主导朝政还是文官集团的权力主导朝政，因为自土木堡之变以后，文官集团逐步将皇权围困在了皇宫之内，如果明神宗能成功将朱常洵册立为皇太子，无疑就给皇权打破文官集团的围困制造出了一个“破窗效应”。

可惜，文官集团是绝对不会允许这个“破窗效应”的出现，所以他们才会一再逼迫明神宗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明神宗也不愿意放弃打破文官集团围困皇权的机会，所以他必然不会轻易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这种情况下，明神宗为了削弱文官集团的实力竟然采取了一种相当极端的方式——缺官不补。

万历二十九年，根据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中的统计“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甚至有朝臣补明神宗也不听。至万历三十六年，内阁中竟然只有叶向高一人。

面对明神宗的“缺官不补”，文官集团只能从一种松散的联盟状态转变为更加紧密的党派，并且基于背后支持阶层和争国本策略的不同，文官集团的党派又分为齐、楚、浙等党一派和东林党一派，这两派既能共同支持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又为了谁能主导朝政而相互争斗。

在明神宗“缺官不补”和文官集团的两派又同皇帝争国本、又互相争斗的情况下，大明朝堂的混乱可想而知，万历四十六年，这种混乱终于酿成了萨尔浒惨败。不仅如此，萨尔浒之战后，文官集团中两派之间的党争又贯穿了天启、崇祯两朝，直接导致了大明王朝的灭亡，所以，持续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就成了压垮大明的第六棵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