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本来可以拯救明朝，为何后来反而加剧了明朝的灭亡？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从东林党在张居正去世后继续推进一条鞭法讲起。

在张居正改革的过程中，东林党虽然对张居正夺情起复和一条鞭法都提出过激烈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时的东林党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利益的代言人，因为东林党反对张居正夺情起复是为了维护程朱理学所强调的伦理纲常，并不是反对张居正改革，东林党对一条鞭法的反对也仅限于赋役银由各地官吏征收，并不是反对一条鞭法。

不肖有司，缘以为利，征收日重，而小民比屋悬磐矣。——赵南星《梦白先生集》

张居正去世后，东林党不仅没有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落井下石，反而还在着手继续推进一条鞭法。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东林党人朱国桢为推进一条鞭法在湖州提出了“均田定役，以救民命”的口号。

天启元年十二月，东林党人甄淑又在“均田定役”的基础上提出了“摊丁入亩”的建议。

民最苦者，一则无田之粮，田鬻富室，田尽粮存，一则无米之丁，丁附于米，米推而丁无推。宜取额丁与额米，两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鬻田者推米便推丁。在县册不失丁额以违祖制，在贫民不留空丁以致累倍，而官亦免通责之难矣。——《明熹宗实录》

既然“摊丁入亩”是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推进而来的，那么东林党必然会遇到跟张居正一样的问题，那就是大官僚、大地主的强烈反对。

张居正在实施一条鞭法时，为了避免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不得不做出了只要缴纳赋税就承认他们兼并土地的妥协，但是即便如此，一条鞭法还是在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下失败了。所以，东林党在继续推进一条鞭法时，就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转而采取将大官僚、大地主挤出权力中枢的方式来继续推进一条鞭法。

这种情况下，顾宪成先在万历十五年的丁亥京察中指使辛自修大力提拔东林党人，结果由于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申时行的阻挠而失败，后在万历二十一年的癸巳京察中指使赵南星和高攀龙等人打压大官僚、大地主结成的齐、楚、浙等党，结果又因大官僚、大地主利益的代言人赵志皋和王锡爵的阻挠而失败。

接连两次失败后，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认为在大官僚、大地主掌控朝政的情况下很难将他们挤出权力中枢，所以他们就想通过全力帮助朱常洛成为太子的方式掌控朝政。

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驾崩，朱常洛继位，东林党当年对朱常洛的帮助终于收到了回报。在朱常洛的支持下，东林党面对齐、楚、浙等党时拥有了优势。

泰昌末期，东林党人杨涟和左光斗又帮助明熹宗摆脱了李选侍的挟持。在坐稳皇位后，明熹宗随即对东林党投桃报李，东林党终于将齐、楚、浙等党挤出了权力中枢，并全面掌控了朝政。

天启元年十二月，东林党人甄淑乘东林党掌控朝政之机提出了“摊丁入亩”的建议。这个建议要是能在东林党手中变为现实，大明的统治危机就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而东林党则完全可以成为大明的拯救者。

但是，与一条鞭法相比，“摊丁入亩”对大官僚、大地主利益造成的损害更大，所以“摊丁入亩”必然会激起他们更加强烈的反对。

在甄淑提出了“摊丁入亩”的建议后，齐、楚、浙等党留在朝中的残余势力转而投靠了魏忠贤，站在齐、楚、浙等党背后的大官僚和大地主则开始支持魏忠贤，他们都希望借魏忠贤之手打击东林党。

天启四年(1624年)，在魏忠贤、大官僚和大地主以及齐、楚、浙等党的联合打击下，杨涟、左光斗等人遇害，东林党中坚持提高行政效率、抑制土地兼并等主张的力量遭到重创，东林党实际上已经无法再扮演大明拯救者的角色。

崇祯初年，继位仅数月的朱由检就赶走了魏忠贤、扫清了阉党，并开始重新起用东林党，由于齐、楚、浙等党通通被视为阉党，使得他们已经无法再次进入权力中枢，所以大官僚、大地主开始支持出身于大地主和大官僚家庭的钱谦益等人成为东林党核心。这种情况下，东林党终于蜕化成了大官僚、大地主利益的代言人。

此后，东林党再也不提抑制土地兼并和“摊丁入亩”了，他们转而通过不断加征赋税的方式来应对愈演愈烈的农民起义和日益恶化的辽东战事，最终导致大明在加征赋税——农民起义的恶性循环中走向灭亡。这样，完全可以成为大明拯救者的东林党，最后却成了大明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