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禁军的控制权为什么会掌握在文官的手中？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将朱元璋的这些举动与他分大都督府为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和将相权分散到六部的措施联系起来，就能发现他的根本目的是将文官集团、武将勋贵和宦官集团彻底改造成皇权的附庸，从而杜绝一切可能危及皇权的势力出现。

朱元璋在世时，所有的这些势力确实沦为了皇权的附庸。但是随着朱棣最终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这一切都开始发生改变。

先是朱棣出于回报支持他的宦官集团及制衡武将勋贵的目的，委任在军中并无太多根基的宦官担任新组建的三千、五军、神机各营中的提督一职，地位高于战功卓著的武将勋贵。随后，原本势力分散的文官集团又借助国本之争凝结成了一个整体。

仁宣两朝，由于在国本之争中押对了宝，所以文官集团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特别是在明宣宗平定了汉王朱高煦的反叛之后，文官集团的整体实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这里我们不得不强调一点，那就是朱元璋废除丞相的举动，虽然加强了皇权，但也同时打破了文官集团权力膨胀的藩篱。所以从宣宗朝开始，大明的文官集团就开始了全面出击，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想通过重创武将勋贵势力和将宦官集团打回到明太祖时期来创造一个完全由文官集团主导的几乎不受皇权制约的新的帝国政治格局。

要实现这一弘大的理想，大明的文官集团必须彻底掌握帝国朝廷和地方的军政大权。由于巡抚和总督相继成为常设官职，文官集团顺利的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所以这里重点说一下大明文官集团是如何夺取朝廷的军政大权的。

文官集团夺取朝政的主导权并不难，他们首先提高了内阁成员的地位，然后又以内阁总领六部。这样，被明太祖朱元璋分散到六部的相权就又集中到了内阁。但是对于夺取军权，也就是京营的控制权，文官集团进行的相当不顺利，前后共计一百多年才最终实现。

明成祖朱棣设立三大营后，对于这支京营禁军的安排也是煞费苦心，他利用宦官与武将勋贵相互制衡，使得京营的控制权牢牢的掌握在皇帝手中。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虽然宦官与武将勋贵在京营中的地位此消彼长，但在京营中却形成了武将勋贵领兵作战、宦官替皇帝监军这一稳定的权力结构。

大明的文官集团中一直都是有高人在的，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很难用蛮力去打破这种稳定的权力结构，所以只能先让它的内部崩溃，然后自己再挤进去。最终，‘土木堡之变’的发生令武将勋贵势力遭受重创，新崛起的宦官集团也被打上了擅权、弄政、误国的标签，而‘力挽狂澜’的文官集团就成了这次变乱中最大的受益者。景泰帝登基后，任命兵部尚书于谦为新的京营提督。尤其是得益于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以于谦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第一次取得了京营的控制权。

俗话说‘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一旦步子迈大了就容易扯着那啥。’这不文官集团的一大步很快就招致了武将势力和宦官集团的合力反攻。景泰八年，发生的‘夺门之变’，其背后的主要支撑力量就是武将势力和宦官集团。以此观之，英宗复位后杀害于谦的举动，其实也有收回文官集团军权的考量在里边。

随后的天顺、成化二朝，文官集团都没能再次染指京营。

明孝宗朱佑樘继位后，再次任用文官马文升为京营提督。所以说，明孝宗朱佑樘能获得颇多赞誉的原因除了其自身的能力之外，还有就是满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

同理，明武宗朱厚照之所以被文官集团黑的不能再黑，不正是因为他抬高武将地位和收回文官集团对京营控制权的做法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江彬，随着他被时任内阁首辅的杨廷和除掉，大明皇帝最后一次用武将制衡文官的意图彻底破产。江彬被除掉后，文官从新继位的嘉靖皇帝那里又一次获得了京营提督一职。

这一次，文官集团不仅要改变自己对京营控制权的时有时无，还要将宦官集团的势力彻底逐出京营以实现自己对京营的彻底掌控。

在‘土木堡之变’发生的一百年后，嘉靖二十九发生的‘庚戌之变’再一次改变了大明，史载：

嘉靖二十九年，罢提督、监枪等内臣。设武臣一，曰总督京营戎政，以咸宁侯仇鸾为之;文臣一，曰协理京营戎政，即以邦瑞充之。

至此，大明的文官集团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梦寐已久的京营控制权。

在将京营这枚最重要的砝码握于手中后，大明朝廷的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即使将武将势力和宦官势力联合起来，也难以制衡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的权力过度膨胀后，必然会削弱皇权。但是皇帝却不能依仗皇权与文官集团直接交锋，因为那样会造成帝国的剧烈动荡，所以皇帝只能通过给予宦官集团前所未有的权力来制衡文官集团。也就是说，魏忠贤的出现从这一刻就已经注定。

只是，凡事都是物极必反，纵使他们的权力再膨胀，也根本不可能自己去做皇帝，所以当文官集团的权力膨胀陷入停滞后，他们内部必然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产生激烈的争斗，所以说明末党争的根也是在这个时候埋下的。

总的来说，伴随着文官集团在嘉靖二十九年获得了京营控制权，大明也迎来了最关键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