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与“观音经变”图像

　敦煌莫高窟观音经变局部（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敦煌莫高窟法华经变局部——观音普门品（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众所周知，观世音菩萨是一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大菩萨。其誓愿普度众生，得到人们广泛信仰，古代遂有“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之说。在历代佛教造像中，观音菩萨造像构成一类主要的题材与内容，并最终成为人们信仰的主体，以至于观音信仰与形象发展到唐宋以后，成了中国老百姓佛教信仰的主要对象，远远超过了释迦牟尼佛。佛教经典中对观音菩萨的记载集大成者，见于《妙法莲华经》，其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妙法莲华经》的第二十五品，集中记录了诸多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示现事迹，由长行和重颂即偈语两部分组成。长行又分为两段，前面一段讲“拔苦”，列举火、水、罗刹、刀杖、饿鬼、枷锁、怨贼七种苦难，俾众生脱离苦难，成全生男、生女二求，终至拔除人心贪、瞋、痴三毒；后面一段讲“与乐”，述观世音菩萨寻声示现，以三十三种应身，遍游十方国土，随类现化，随机说法。而重颂部分则重述长行文字内容涵义。拯救七苦谓之拔苦，现三十三应身随缘度生则称与乐。拔苦为大悲心之体现，与乐为大慈心之体现，大慈大悲是观世音菩萨之愿力与功德。此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促成观音信仰的风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变，又称观音经变，是根据《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绘制的，也就是说“观音经变”原本是法华经变中的一品，是和法华经变中的“观音普门品”与单独的“观音普门品变”相似的，主要的区别在于，一是作为法华经变中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另一则是独立出现，并在经变画的中心位置出现了观音的说法像，形成了表现观音为主题的经变。这也是《妙法莲华经》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独立流行而成《观音经》的结果。《观音经》是在北凉沮渠蒙逊时期从《法华经》中抽取出来成为单行本流行的。在敦煌遗书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卷写经之首题作“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廿五”，末尾则题着“观世音经一卷”。观音经变画面主要反映的是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救诸苦难”与“三十三现身”情节，均反映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多见的困难与最现实的问题，因此观音信仰从一出现至今一直十分流行，因为它符合人们的最普遍的精神与心理需求。隋、唐时期《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即由《妙法莲华经》中独立出来，不仅有单一的普门品写本，也是独立的变相题材，称之为“观音变相”。到宋、元以后更以一图一文形式单独成书刊刻、绘画不断，广为流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图像，最早见于南朝刘宋，隋代较多表现，画面忠实于佛经上的记述，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观世音菩萨的立像，表现观音名号的来源；二是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三现身，即观世音菩萨曾变化的三十三种不同的化身为不同的信士讲说佛经；三是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救苦救难的事迹画，有十难、八难、六难不等。根据经文中的记载，《法华经》在“救苦救难”部分列举了十种情况，偈语中则列举了十三种情况。其主要就是说明在任何一种灾难临头的时候，只要“称观音菩萨名号”，就立刻可以获救，得到解脱。其中的救诸苦难情节，洞窟壁画中此内容的绘制形式有两种：一是每一个场面都有观音菩萨出现，此种形式的代表作见莫高窟盛唐第217、445窟；一是只有遇难时称念观音名号的场面，而在旁边用榜题说明解脱苦难，此种形式代表作见莫高窟盛唐第45窟。由于这些苦难常常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很多画面都是当时社会情况的真实反映，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形象资料，如航海的画面、大辟刑的执行画面、监狱的画面、商人遇盗的画面，而且绘制十分生动，往往构图紧凑，场面紧张，引人入胜。《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图以绘画、石窟造像、版刻三种形式流传。早期隋、唐以石窟造像、石窟壁画、帛绢画为主，内容以救六难或八难为题材，以观音为主尊，六难或八难两边对称构图。这在印度aurangabad第七窟、阿姜塔（ajanta）、艾罗拉（ellora）及巴达米（badami）等石窟中均有发现，而我国在敦煌石窟壁画、帛画中都有发现。中期宋、元以石窟造像、绘画、版刻并存，内容上除沿袭了早期的救六难或八难的题材和构图形式，在版刻上更出现了依据普门品整个内容的救七难和三十三应身图。后期明、清以版刻为主，间有绘画和壁画，基本以右文左图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出现，偶有观音菩萨居中，两边对称排列救八难形式的壁画和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