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太公家教》已有“弟子事师，敬同于父”的记载;春秋时期的孔子更留下了“有教无类”等至理名言。
到哪些学校去上班?
古代具备学校性质的教学机构，只有公学、私塾和义塾三大类。
私塾，最早是因家庭、家族需要而自然诞生。富裕殷实的家庭或家族，意识到了培养下一代的重要性，动用一部分家产或族资，购置教学用具，开辟教学场地，聘请当地或外地因多种原因在科举考试中失利闲居家中的落榜考生来做塾师。往往一个家庭的私塾，只要塾师好，直系、旁系亲戚的子女都会辗转托情转来。
公学，就是动用国家或地方财政的公办学堂，公学的实际负责人，大多是当地的权势掌握者。比如太学、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官办大学。
至于义学，就是地方政府或者大家族出资办学，面向特定对象免费开放。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萌芽于唐代、推行于五代、至宋而大盛的书院，既有官方投资，也有民间筹资，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
需要什么道德素质?教师不仅是授业的经师，更要做传道的人师，其道德操守、行为举止，向来受到严格的约束。“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师道尊严”。
“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子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工资收入怎么样?古代基层教师，大多是秀才，偶尔也有童生、监生、举人。太学、国子监等高校教师，得是举人、进士。但基层教师也没谁愿意白干，因为不能吃空气，要拿钱养家，其工资叫“束修”或“束修”，结算方式3种：银钱、谷物、银钱+谷物。
以明朝为例，落后地区用60石谷子(粟)支付给老师作为年薪，支付银钱的年薪一般在16-40多两。明末有个名医陈舜系，说他在黄惟萼家做家教，当年给粟米20石，每月还给钱4800文，算起来年薪达到70两以上。显然，基层公办教师工资与当地政府重视度、经济水平相关，“民办”教师则与户主贫富度、是否大方有关。
除了工资性收入，基层教师还有就餐和节礼福利。家塾老师伙食通常比较理想，可以住东家，吃东家。富豪之家，则设专灶招待老师。比如晚清的陕西太原塾师刘大鹏，在日记里感叹，找到了一个豪绰的东家：不仅3餐免费，带孩子吃饭，也免费。想吃啥，书童就安排啥，饭菜可口。
教师怎么就餐，情形不一。一是“自爨公养”。就是东家出钱，或柴米油盐菜蔬，由教师自行烹调。若社学塾师自费就餐，学校需支付伙食补贴，按照就读学生数，年标准在15-20两银子。浙江山阴的徐氏宗族宗谱记载，义塾每年支付塾师工资50两银子，而米盐油茶，则由家族基金(“公仓”)拨付。
二是“吃转饭”，就是轮流到学生家吃饭。一般情况，伙食不错。私立学校里，为使老师吃饱喝足，干活来劲，家长也没闲着，隔段时间送些米油盐茶烟。
三是东家概不负责，塾师自行解决。比如河南安阳有个马氏家族，江苏苏州有个彭氏家族，分别明确塾师年薪50两、72两银子，其他任何福利没有。
大学和公立学校教师，与官员一样有稳定的收入。汉代太学博士的官秩，初为四百石，后升为六百石。四百石级别，每月的工资(俸禄)是50斛谷物，汉代50斛相当于今天1350斤，在当时属于大县县丞的工资水平，即副县级待遇，相当于今天的副高职称。而涨工资后的六百石，则为70斛，约等于当时副市级干部郡丞的待遇。
宋代书院一类私立学校，社会捐助多，部分教师收入远高于公办编制内老师。比如南宋明道书院，山长(院长兼主讲老师)的月俸100贯，每天还补助700文伙食费，年薪高达几千两银子。
公办教师的待遇要算明代最低，而且常被扣罚。洪武二十五年更定的国子监教师工资单如下：祭酒，月俸米21石;司业，月俸米10石;监丞，6.5石;博士、助教、典簿，6 石;学正，5.5石;学录、典籍，5石。县学教师(教谕)收入，只有博士的一半，月俸米3石。明代一石米相当于现代120斤，也就是说，博士每月的工资是720斤大米，学正600多斤，教谕360斤，依然是穷儒。
古代没教师节，政府对教师节日收礼并不管束。每年特定节令，比如新学年开始、结束，学校开办或关闭，部分家长为表达敬意，会送钱送礼，慰问老师，称为节敬、节仪。但节礼不一定人人有，数目不大，礼物不多，意思意思而已。
正式上岗啥程序?
塾师应聘，在明朝称为“觅馆”，有关系可算王道，比如亲属与宗族，师徒与朋友，乡缘与地缘等，没关系则非易事。
应聘的关键，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学识和能力。不过接触时间太短，难以让陌生东家认可，于是名士、名师的荐书，提供了信用担保，在明末大为流行。
应聘成功后，先确定工资、聘仪和开学时间，然后下聘书。聘书套话连天，相当客气。社学聘师的基本仪式比较搞笑：送聘书，教师扭捏推辞，“万般无奈”地接受。开学那天，地方小官带着一大批学生家长，前呼后拥，再次拜请，塾师当然还得几经推辞，家长还得继续拜请，直到教师不好意思了，终于答应。之后，家长们先行，到社学门口，盛装迎接。塾师进门，学生行拜师礼。家塾、义塾聘师情形大体相同，但程式可能简化。
聘期多长?一般家塾和义塾，聘期一年。期满续聘与否，由东家决定。至于社学塾师，因政府参与，聘期分两种，一是“期聘”，多为一年。二是“考核”，即根据定期考核结果，决定续聘与否。考核时间，各地不一，有每月两考或一考，有每季一考，考核主持人多为乡约、州县官、学官，教学成绩好，奖;教学成绩差，不说二话，辞退。若塾师学识浅薄，教学成绩一塌糊涂，那就集合里排(明朝110户为一里，某年轮值的里长称为里排)、本乡秀才等，当面“纠举而斥之”，毫不客气。但每月一考、两考，烦琐，也不符合教学规律。因此，每季一考更常见。
为保障教育的有效性和连续性，对塾师的实际聘期往往较长，三、五年，十年八年，三五十年，都有。在每个朝代中前期，人才缺乏，“易师”较少。
古代“教师”从业也得通过考试
《登科记考》记载：“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在西汉以前，教师多是推荐，并不需要从业考试。但到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教师“资格考试”——要想成为太学博士，得通过太常主持的考试(有点类似今天教育部主持的考试)。当时，经学名流才有任职资格，而且，对教师个人的教学经历和年龄都有相应的规定，要求曾教过学生50名以上，年龄不小于50岁。
隋唐时期，中国形成了完备的官学制度。官学，相当于今天的公办学校，既有小学，也有大学;既有综合性学校，也有专科学校。当然，教学管理和要求也更规范、更严格了，对教师从业资格和教学能力都有一套完善的考核办法。
唐代对包括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在内的学官，同其他官员一样，均要定期“考课”，一般每年一小考，三至五年一大考。考核内容分业务、品德及教学效果等，考核结果分为九等。其中，授课数量是考核定级的重要标准之一。此即《登科记考》中所说的：“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
宋代是民办学校开始兴起和繁荣的时代，私立书院流行，但朝廷对官学同样抓得很紧，要当上“公办教师”同样得考试。宋熙宁八年(公元1076年)实施的“教官试”制度，大概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难通过的教育主管和教师资格考试。《文献通考·学校七》称，由于考试过严，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全国州、县的教授“只五十三员”，“盖重师儒之官，不肯轻授滥设故也。”
古代教学成绩与“升学率”挂钩
《明会典》记载：“府学教授有9名学生在乡试中举”方可升职。在唐宋及以前，对教师业务的考核主要在“教学量”上，明代则开始与教学质量和“升学率”挂钩。明朝对教育主管和教师的考核，除了和其他行业官吏相同的“考满”“考察”外，还单设有“学官考课法”。
“学官考课法”是明太祖朱元璋推出的教师考核制度，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颁行。该考核办法的中心是，“以九年之内科举取中生员名数为则，定拟升降”。据《明会典》记载，府学教授有9名学生在乡试中举，州学学正有6名学生中举，县学教谕有3名学生中举，方算称职，可获升迁资格。
平时对教师也有考核。如在月考中，学生三月无长进，教师要被扣工资。当时教师工资由现钞和米两部分组成，扣工资的形式主要是“罚米”。如果学生在学年末举行的“岁考”中仍不进步，问题就大了——凡府学12人、州学8人、县学6人以上无长进，府州县地方官及所属学校教师除被“罚俸”外，还要被“训导”。
如果“岁考”中，府学24人、州学16人、县学12人以上无长进，要取消教师资格，巡按御史或按察使有权直接开除(罢黜)教师。不仅教师被处理，府州、县的地方官员也跟着受罚，要被处以“笞刑”。
对国子监教师的考核更加严厉。曾任明代南京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的黄佐，在其《南雍记》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六月，北京国子监学生唐谦等想出来做官，吏部安排考试，结果成绩很差，“不通经书”。按规定应该将主管教学的司业(相当于副校长)赵季通治罪。明成祖朱棣听说后，放过了他，但就此向全国下发“红头文件”，规定“凡弟子员再试不知文理者，并罪其师，发烟瘴地面安置。”
学生学不好，教师要被发配到环境恶劣的地方去，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考核教师最狠的一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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