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改革真的是弊大于利吗？历史是如何评价的？

张居正，湖广荆州卫(湖北省荆州市)人，号太岳，谥号“文忠”。张居正生于嘉靖四年，从小天资聪颖，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16岁中了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

万历初年(1573年)成为内阁首辅，是一个可以与唐代杨炎、宋代王安石相提并论的人物。与杨炎、王安石一样，张居正也以擅长理财著称。

直接摆数据做对比：

隆庆年间(1568-1573)，帝国太仓几乎年年亏空二、三百万两白银之巨;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的时候，帝国太仓存银已高达四百万两，粮食可供此后数年之用。

如此成绩，张居正身后的评价同样毁誉参半，有人将他称为“宰相之杰”、“旷古之奇才”，也有人说他“专权搜政”、“自作威福”、“苛察”、“扰民”。自张居正去世，这场争论已经延续了四百多年，世事轮回，直至今日仍然“迄无定评”。

张居正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历经嘉靖三十年不上朝，大明王朝这座国家机器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皇帝长期不理朝政，大臣玩忽职守，整个政府效率极其低下，财政赤字严重，积弊已积重难返。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目的，是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这种努力，首先作用于行政上的整顿，也就是在官僚系统内部，实施一套名为“考成法”的新的政绩考核制度。

万历元年(1573 年)十一月，张居正向十岁的万历小皇帝上书，推行考成法。在万历九年(1581 年)推行一条鞭法。考成就是考核成果，用现在的术语讲就是绩效考核。一条鞭法，是税役合一，把田税和无偿服役和所有杂役，全部折算成人民币缴纳，搞量化管理和货币化结算。

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的发明，早在嘉靖十年(1531 年)就已推行过，但在嘉靖、隆庆年间一直时兴时废。到了张居正主政的万历年间，张居正把一条鞭法定成了国策。而考成法则是张居正的发明，得到皇帝的支持和坚定的实施。改革五年后，扭转了明朝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

按张居正的设计，这套新办法的运作机制是这样的：明确职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是独立监察机关，职责是对六部进行对口监督，比如户科监督户部，兵科监督兵部，各科设一个给事中长官和给事中若干，职级是正七品和从七品。以七品芝麻官监督二三品尚书和侍郎，别不服，七品的六科官员是直接向内阁、也就是皇帝秘书处汇报工作的。

中央六部把官员的工作分解，一条条登记在账簿上，考核内容非常明确具体，并确定明确的完成期限，完成一件，核销一件，每月进行考核，要求事事有落地，件件有回音。

考成法的结果又与淘汰机制结合，考成不合格的，予以淘汰，又间接解决了明朝的冗官冗员问题。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套提高官僚系统办事效率的好办法。但“考成法”最终的实施结果，却是官不聊生与民不聊生。

明代是个对官员相当刻薄的朝代，给官员们的待遇相当少，维护起码的体面都很难，因此上上下下需要达成默契，地方官对偷税漏税睁只眼闭只眼，京官要接受地方官的孝敬，这潜规则玩下来，粮赋自然收不足。考成法一搞，搞得水至清则无鱼了。

就算不贪，也一样难过。明代官员选拔主要靠应试科举，而考试考的是八股文，不考执行力。考成法不看学历看能力，让做惯官样文章的大官们被七品小官们追责，经常搞得灰头土脸。

张居正的考成法规定官员每年必须完成的事情，年初拉单列表，年终对号销账，干完了是本分，干不完要接受处理。比如说，征收赋税，如果完成年度指标算是10分，在嘉靖的时候完成8分就算合格，隆庆的升到9分，到了万历就变成了10分，更可怕的是，在张居正的政策里，如果今年只完成了9分，为了惩戒，明年你要完成11分，而且是没有理由，不讲条件的必须完成。

如果低于红线，官员们就要受到包括“住俸”、“降俸”、“降级”乃至“革职为民”的一系列惩罚。受到处罚的官员，损失的不仅仅是俸禄，官场升迁的资格也被冻结了。

官员们为了保住乌纱免受惩罚，只好对百姓穷凶极恶地搜刮，百姓受不了这种剥削，就只好抛弃田宅脱离户籍去做流民，可谓竭泽而渔。

萧彦的话并不夸张。在张居正执政以前，针对“赋役完欠”，明帝国官场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追比”。

追比的常规手段是锁拿、杖打与囚禁，也就是抓人、打人与关人，直至百姓缴足所欠。张居正搞了考成法之后，地方官员的仕途与“赋役完欠”高强度挂钩，于是“追比”就升级成了“酷比”(意即更残酷的追比)。

为完成考成，地方官员甚至疯狂使用“风搅雪”“打萝拐”“脑箍”等酷刑对待民众。

所谓“风搅雪”，是在空旷地“用竹板交杂而笞”，大概是竹板生风屁股溅血(雪)的意思;所谓“打萝拐”，是在公堂上“扣民足踝”，大概是打击扭转脚踝使人丧失行走能力。

“脑箍”尤其残忍，用刑方法是先拿绳索系在脑袋上，系处有一根木条;用刑人慢慢转动木条，让绳圈变小，“一绞则睛出寸余，人立毙，以水渍之，良久始苏”。

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们发现，多数的人还是完成不了指标，因为明朝发展到这里，已经很少有人顾及百姓死活，百姓的手里也没有钱，再逼迫也没有用。但是今年完不成，按照规定明年就要交更多，官员出于自保就要更加残酷的搜刮百姓，百姓的生活就更加水深火热，于是就陷入了一个无限死循环之中。

所以，张居正改革的这10年，虽然明朝的国库得到了快速补充，但是由于张居正改革的出发点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没有过多考虑百姓的生活，导致普通百姓的生活却没有太大的改善，甚至有很多百姓因为繁重徭役而没法正常生活下去。

张居正寄予“考成法”也有隐秘目的，打压言路，以巩固张居正作为改革主持者的绝对权力。

按张的设计，官员的工作成绩与工作问题，由六部考察揭发;

六部的工作成绩与工作问题，由六科考察揭发;

六科的的工作成绩与工作问题，由内阁考察揭发。

月有月考，年有年考。

原本，明朝的六科言官，拥有一种负责监督朝政的超然地位。他们品级虽然不高，却可以封驳诏书，对皇帝的不合理决定行使拒否权(尽管多数时候阻止不了皇帝)。

“考成法”这样搞，相当于是借着“绩效考核”这一光明正大的名义，取消了六科言官的独立性，将他们的政治命运，牢牢控制在了内阁手里，也就是控制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手里。

其直接后果，是体制内的批评之声被全面压制，张居正实现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一言堂。 如此体制之下，“谁肯冒锋刃舍爵禄，而尽死言事哉!”谁还敢直言无忌地监督、批评朝政?

当然，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才是财政改革的重点，但这需要从赋役制度上加以变革，而清丈田地则是这一变革的基础。

万历五年(1577年)十一月，在官僚地主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张居正通令清丈全国田地，彻底清查被皇亲国戚、勋臣豪强及各级官僚所兼并隐瞒的土地。

在处置了一些抵制侵占的勋贵、官吏之后，万历十年(1581年)清丈全国田地的工作基本完成，在这三年间共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清丈工作沉重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交出欺瞒的田亩，或者按照实际田亩数额缴纳赋税，从而扭转了明朝财政亏空的局面。

清丈田亩的核心目的，是便于朝廷按田亩来实施“一条鞭(编)法”，以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

“一条鞭法”又名“一条边法”，即把所有的税收合并到一边，简单点说就一句话：把所有的田赋、徭役都改为白银，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三个单词：“赋役合并”、“官为签募”、“田赋征银”。

——所谓“赋役合并”，就是将各种名目的徭役并入正税，不再征发居民为帝国无偿干活。

——所谓“官为签募”，就是不再按人头计算徭役，谁家土地多、谁家就要服更多徭役。

什么?不愿意服役、没有时间?您不来也行，交钱，收到银子后官府会雇人替你服役!

——所谓“田赋征银”就更简单，除部分军需项目外，田赋一律折银交纳，不再缴纳实物。

明人徐希明曾这样评价一条鞭法：这种方法相对公平，便于小民而不便于官府贪墨，便于贫人而不便于豪富之家，便于乡民而不便于造弊之胥吏。

“一条鞭法”的原意肯定是增加朝廷收入、减少胥吏盘剥，实际上，“一条鞭法”对历史的最大作用却在于影响了货币运行，这恐怕也是张居正自己没有想到的。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中，所有帝国税赋都必须以白银完成，这等于说：不但帝国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同时也以帝国的力量鼓励乃至强迫人们在交易中使用白银——你可以不用白银，赚不到白银如何缴税?这样的好处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

这对百姓而言却是灾难，因为被合并为“一条鞭”的，不仅仅是正规的“赋”和“役”，还包括大量不合法、但已形成惯例的苛捐杂税。

合并之后，那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很快又会在“一条鞭(编)”之外再度出现，被施加到民众的头上。既然清丈田亩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那么，如何尽可能多地把“田亩”查出来就成了张居正对该项工作的核心诉求。

所以，他曾如此写信给山东巡抚何来山：“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已嘱该部科，有违限者，俱不查参，使诸公得便宜从事” ——你们放手去干，我已经给相关“部科”打了招呼，所有在清丈田亩的工作中出了问题的人，都不许弹劾查办。

对参与清丈的官吏全盘免责的同时，张居正又以皇帝的名义下发文件，要求各省严惩那些“抗违阻挠”清丈田亩工作之人，“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 。

这一宽一严两项政策，与严苛的考成法(张居正将是否完成足额的田亩清丈，作为考核官员的核心指标)结合在一起，造成的结果便是地方官员在清查百姓田亩时，往往无所不用其极，务求多丈量出土地的亩数，以完成朝廷定下的绩效目标。

经过张居正十年改革，明朝出现了政令统一，国库充盈的新气象，史称万历新政。对于改革的成效，改革使明朝重新展现了强有力的政府机制，从这一点来说，张居正以首辅一人之力挑战既得利益集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1582年，张居正因病去世，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悲剧在其去世仅仅半年之后，就迅速上演。反对张居正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制造了强大声势，将张居正改革时重用的人通通罢免，同时将曾经反对过张居正的人恢复名誉和官职。

甚至于，一直对张居正尊崇备至的万历皇帝，在张居正伟岸的身影之后渐渐长大。年轻的万历皇帝急需证明自己是具有亲政能力的帝王，他早已厌烦张居正的说教，对自己这位关怀备至的老师，也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在既得利益集团污蔑、构陷的虚假证据之下，万历皇帝选择了全盘否定张居正的改革政绩，并下诏认定张居正多项罪名。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张居正死后九个月，万历皇帝宣布张居正犯有谋反、叛逆、奸党三大罪，甚至险些将他剖棺戮尸。自此，大明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总揽全局的人物，帝国则再次陷入一片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