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梃击案意味着什么？明末党争因此愈演愈烈

原来，收到张居正报信的冯保已经将高拱欲行逼宫之事及其危害告知了两宫皇太后，两宫皇太后带着明神宗给高拱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斥责诏书，冯保出现就是为了向高拱宣读这道诏书。

高拱在听到“通不许皇帝主专”一句时，瞬间汗如雨下、面如死灰，于是在诏书宣读完毕后，高拱立即上疏请求致仕，张居正接任内阁首辅。

张居正不想要批红、掌印之权吗，当然不是，只不过他采取的方式与高拱的激进截然相反：高拱是打击以冯保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强夺批红和掌印之权，张居正是交好以冯保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共享批红和掌印之权。

此后，张居正又顺利的推行了考成法，使得六科、六部、都察院都归内阁节制，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终极理想、攀爬到了权力的巅峰。

只是，文官集团站在巅峰上的时间只有十年。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被利益蒙蔽双眼的文官集团在明神宗的引导下从巅峰跳入深渊，明神宗避免了“垂拱而治”、文官集团一夜回到了土木堡之变前。

面对现实，文官集团没有灰心，抱着“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态度，决心重回巅峰。

只是，在如何“从头再来”上，文官集团内部产生了分歧，一派认为应该效仿高拱，一派认为应该效仿张居正，结果效仿高拱派指责效仿张居正派太过保守，效仿张居正派则斥责效仿高拱派太过激进。

既然两派互相看对方都不顺眼，那就斗上一斗吧，于是，效仿张居正派结成了齐楚浙三党，效仿高拱派结成了东林党，明末党争就这样开始了。

其实，万历朝的党争相对于整个明末历史而言并不算激烈，原因有三：

1、齐楚浙三党和东林党在国本之争中是共进退的;

2、由东林党成员主导的丁亥京察、癸巳京察对非东林党朝臣(在东林党眼中只有东林党和非东林党，没有中立一说)打压过甚，使得东林党很难在朝堂上占据优势;

3、明神宗十分厌恶东林党的激进，使得万历朝大部分时期都是齐楚浙三党在朝堂上占有优势。

那么，明末党争的火药桶是如何被点燃的呢?

答案是梃击案，更准确的来说是张差手中的一截枣木棍。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张差手持一截枣木棍闯入慈庆宫，意图行刺皇太子朱常洛，梃击案案发。

梃击案发生后，齐楚浙三党一直试图大事化小，东林党则竭力将幕后黑手指向郑贵妃。

结合齐楚浙三党在朝堂上占据优势的大背景，齐楚浙三党、东林党在梃击案中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郑贵妃真是梃击案的幕后黑手，齐楚浙三党必定会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审理梃击案除了会跟郑贵妃势力拼个两败俱伤之外，还会得罪明神宗;继续坚持大事化小，则会落个欺下媚上之名。

不管齐楚浙三党是选择审理梃击案，还是选择继续坚持大事化小，东林党都能坐收渔利。

关键时刻，明神宗果断出手，以牺牲张差、庞保、刘成为代价使梃击案的苦主朱常洛同意大事化小，帮助齐楚浙三党破解了两难之境，使得东林党无法坐收渔利。

单从表面上来看，梃击案中，除了张差、刘成、庞保这三个牺牲品之外，明神宗、郑贵妃、齐楚浙三党、东林党四方，既没有什么损失、也没有什么获利，可是，往深处一想，受损最大的还是齐楚浙三党，获利最大的还是东林党。

在天下人的心中，一截枣木棍，终究给齐楚浙三党打上了欺下媚上的标签，终究给东林党打上了正人君子的标签。

在皇太子朱常洛的心中，一截枣木棍，打出了东林党这个自己人和齐楚浙三党这个外人。

依靠正人君子的标签和朱常洛心中的自己人身份，东林党从明神宗驾崩、皇太子朱常洛继位开始，就对齐楚浙三党穷追猛打，至天启二年，东林党借助移宫案全面掌控了内阁、六部、六科、都察院，齐楚浙三党几无还手之力，只能苟延残喘。

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齐楚浙三党被逼急了，却是要血流成河的。

天启三年，齐楚浙三党残余势力大举投靠司礼监秉笔太监、东厂提督魏忠贤。

天启五年，齐楚浙三党联合魏忠贤对东林党反攻倒算，东林党骨干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明末党争的激烈程度上升到不死不休。

从万历朝的不算激烈到天启朝的不死不休，明末党争还是走上了不断加剧的不归路，如若究其根源，正是由于梃击案中的一截枣木棍“点燃”了明末党争的火药桶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