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生与狂欢：元宵节的文化内涵

元宵节，又称灯节、元夕、上元节，标志性时间在一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正月十五。至少从隋朝开始，元宵节就已经有了丰富的习俗活动，并形成十分鲜明的文化性格，此后节俗活动更加多姿多彩。节日期间，人们踏月走桥、观灯彩、猜灯谜、放烟花、舞龙狮、跑旱船，元宵节成为中国诸多传统节日当中最热闹的一个。

说起元宵节的文化内涵，坊间流传的两首童谣做了很好的揭示。其一云：“正月元宵灯，外婆爱外甥（外孙）。送来红红桔子灯，吉利又添丁。”其二云：“元宵节，闹花灯，人们个个都欢腾。大街小巷做花灯，满街都是红灯笼。”前者道出了元宵节的祈生意蕴，后者道出了元宵节的狂欢精神。

祈子与祈年

祈生，就是对生殖的渴望和追求，既包括祈子，也包括祈年。祈子盼的是人丁兴旺，祈年盼的是庄稼丰收。

元宵节的祈子活动总是与灯联系在一起。这一方面与灯火通常被视为生命的象征有关，一方面与“灯”与人丁的“丁”音相近、形相似有关。我国不同地方用灯祈子的方式不同，或送、或偷、或请、或抢，但都表达着同一种念想。比如在四川成都，新嫁了女儿的人家，在元宵节这天，必买一盏漂亮的台灯和面粉制的小老鼠，送到女儿家，叫做“送灯”，俗信这样可以多生孩子。广州则有请灯之俗，元宵节时，当地庙里会张挂许多花灯，都编了吉祥的名目，又分了几等的价钱。有想请的，就告诉庙里的司祝，喜欢哪一盏，便用红柬写上“某宅敬请”4个字，叫做“请灯”，俗信请灯可以使家中添丁。

元宵节期间的祈年活动也曾十分常见。比如上海、江苏南部一带有“照田蚕”的做法，是典型的祈年之举。元宵节黄昏时分，家家户户点燃用芦苇、红草或茅草扎成的草把，沿着田埂或田野快步跑，边跑边喊：“正月半，二月半，家家户户放烧火。别人家的谷子豆子大，我家黄豆盘碗大……”喊罢再拿火把到自家的田地挥舞、喊叫一番，据说这样可以防治虫害，令庄稼丰收。元宵节广泛流行的舞龙活动也与祈年不无关系。庄稼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龙乃司水之神，舞龙的目的正在于唤醒冬季沉潜于深渊的长龙，让它兴云布雨，济物利人。

纵情欢乐在元宵

狂欢，是元宵节的另一个文化内涵。直白地说，狂欢就是纵情欢乐，就是前引童谣中所唱的“人们个个都欢腾”，就是明代杭州人田汝成所说的“放魂”：“少年游冶，翩翩征逐，随意所之，演习歌吹。或投琼买快，斗九翻牌；博成赌闲，舞棍踢球，唱说平话，无论昼夜，谓之‘放魂’。”元宵节是中国古代的狂欢节，元宵节中的狂欢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秩序、制度规范的一系列颠覆和突破来实现的。

第一个突破是对平常作息时间的突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传统社会基本的生活时间规范，但元宵节期间这个规范被打破了。宵者，夜也，元宵节的活动重点是在夜里。月亮在夜晚才明，灯彩在夜晚才美，烟花在夜晚点燃才能大放异彩。于是元宵节期间，日落之后人们不是安静地躺下来睡觉休息，而是跑出去参与各种活动，通宵达旦，正像唐人崔知贤所说的那样：“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颇值一提的是，各级政府也在这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这一方面体现在多个朝代都给元宵节放假，而且大有愈放愈长之势：唐玄宗时元宵节放假1天，宋神宗时放假7天，明太祖竟给了10天的假期。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节日期间取消了宵禁的规定。我国自古就有在城市实行宵禁的做法，但自隋唐时期这个规定在元宵节期间就不必遵守了。明太祖时也明文规定：元宵节时“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放节假、弛夜禁，在时间上给了人们过节的充分自由。

第二个突破是对平常活动空间的突破。政府对宵禁的取消也在空间上给了人们过节的自由。因为这样一来，平时夜晚通常只能待在乡村的农民就可以来到城里，平时夜晚不能在街上任意行走的人也可以“随意所之”，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了。而有了自由的人们真的就实现了对平常活动空间的突破。元宵节期间，“家”这个人们在平日傍晚要回归的场所突然变成了要离开的地方，人们的活动场所由私人空间转到公共空间来了。而这根本原因在于元宵节的诸多活动，如张灯结彩、燃放烟花、赏月走桥，总是安排在街衢、广场，或只有在户外才能举行。“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唯愁晓，周游不问家”，成为传统社会元宵节里最不同寻常的一道风景。

第三个突破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的突破。如果说日常生活不免单调，那么元宵节恰恰相反。元宵节如此引人入胜，就是新旧年之交的除夕也不能和它相比。辛弃疾《元夕》词一句“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可以说明南宋都城临安元宵节活动的丰富多彩。总之，元宵节的夜晚是被皎洁如轮的圆月、异彩纷呈的烟火、千姿百态的花灯照亮了的，元宵节的街衢是被杂陈的百戏、精妙的歌舞、游观的人群充实了的。中国诸多传统节日中再没有一个节日像它这样流光溢彩，声色交映。

第四个突破是对社会制度规范的突破。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国家的法律礼制还是民间的风俗习惯，都十分强调城乡之隔、男女之防、贵贱之等、雅俗之别，强调节俭，反对铺张奢华，然而这一切在元宵节期间也被打破了。开皇十七年一个叫柳彧的官员曾经上书隋文帝，对元宵节大加痛斥：“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这种痛斥揭示了元宵节期间社会的“混乱失序”，而它正来源于日常社会规范在元宵节期间的颠覆和失效。不过，看似有理的柳彧的痛斥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的作用，隋唐以降，女人们仍旧可以打扮得花枝招展，堂而皇之地走上街头，“都城灯市春头盛，大家小家同节令。姨姨姥姥领小姑，撺掇梳妆走百病。”

元宵节对社会制度规范的突破还表现在人们居然把平时违法的“偷窃”活动视为合理，而偷窃被骂不仅不令人难为情，竟然还是吉利的兆头。《帝京景物略》里记载金元时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言下之意，人们不仅可以盗物，而且可以偷人。

元宵节在时间、空间、生活内容以及社会规范等方面的一系列突破，使身处其中的人们获得了巨大而难得的自由。自由是元宵节狂欢的前提，元宵节狂欢既是自由之花盛开的结果，也是对自由之花的热情讴歌和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