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窑陶瓷佛教造像

邢窑是我国白瓷发源地，它始于北朝、盛于隋唐，宋元逐渐走向衰落。邢窑中心位于今邢台市内丘县城周围。内丘唐代属邢州辖，古时窑口常以州名命名，故内丘的瓷窑场得“邢窑”之名。邢窑自被发现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土了大量的陶瓷佛教造像，加强邢窑陶瓷佛教造像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邢窑文化和佛教艺术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邢窑陶瓷佛教造像

1984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邢窑遗址在内丘境内被发现，“千年邢窑之谜”从此被逐渐揭开，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极大关注。然而，也许由于邢窑白瓷耀眼的光辉遮蔽了佛造像的光环，而使得邢窑佛造像艺术一度被忽视。而对邢窑佛造像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邢窑文化和佛教艺术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邢窑佛造像

邢窑自被发现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土了大量的陶佛造像，尤其在2003年，内丘县城旧城改造时于县礼堂至县影院一带（现已为商业步行街）“在南北长380米，东西宽40余米范围发现邢窑中心窑场，包括较完整的窑炉、窑床、窑具及手工作坊等陶窑、瓷窑遗迹。”其中有细白瓷、唐三彩、带“翰林”、“盈”、“官”字款残件，以及透影瓷残片等“数以万计”。并在h32、h08、h09号灰坑发现“素烧佛龛立佛像、坐佛像、武士俑、以及菩萨、罗汉”。（见韩秋长、贾忠敏《邢窑揭秘》）除此以外，在内丘县城的西关、县外贸、县工商行北、城西的西邱、长寿岗、北双流，城东的白家庄等遗址均有陶瓷佛像出土。“有瓷必有佛像，有佛像必有瓷”似乎成为内丘窑口普遍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内丘以外的其它“邢窑系”窑口均未出现。

事实进一步证明以内丘县城为中心的邢窑，不但是邢窑白瓷的烧造中心，也是烧造陶瓷佛教造像的重要窑场。

众所周知，邢窑白瓷曾以“类雪”、“类银”（唐·陆羽《茶经》）以及“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李肇《国史补》）而闻名。那么邢窑艺人为何又以如此大的规模和精力去烧造佛像？又是什么力量驱驶着他们与佛结下不解之缘？

渊源与环境

佛教又称“像教”。为了宣传普及佛教，通过有形的图像宣传教理教义，从而使普通民众更为形象和直观的理解佛教，由此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和市场需求。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波及到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尤其在后赵佛图澄襄国（今邢台市）弘法之后，邢台佛教即与中国佛教的兴衰息息相关，包括佛造像在内的邢台佛教艺术也与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建白马寺和齐云塔（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与此同时又在南宫（今邢台市辖）建普彤寺塔。1990年普彤寺塔重修时，发现明嘉靖十五年铜佛像41尊，其中一尊背铸铭文曰：“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按：始建于永平十年，竣工于永平十五年）摄摩腾、竺法兰建”，与普彤寺唐、宋二碑碑文形成互证，说明该塔比洛阳白马寺（塔）早一年，为中国佛教第一塔。（见赵福寿《邢台通史》）由此看到中国寺庙、佛塔以及佛教造像的源头。也进一步证实了“东汉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传入了邢地”。（赵福寿《邢台佛教文化》）

十六国时期的后赵，（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石勒在襄国（今邢台市）建都。西域高僧佛图澄以襄国为中心弘扬佛法，石勒为佛图澄在襄国创建宫寺、中寺。佛图澄收徒弟众多，以释道安最为著名。道安成为佛图澄所遗后赵僧团领袖，期间营造佛像不计其数。

邢台地区亦有着非常精湛的石窟造像艺术，如隆尧县宣务山（尧山）石窟，沙河市广阳山石窟，邢台县玉泉寺棋盘山摩崖石刻，其中以宣务山石窟群规模最大，最为著名。宣务山是一座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山，集儒、释、道三教精华为一体。隋唐到宋，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石窟、摩崖石刻造像群，其主体为千佛堂、同声谷石窟、卧佛殿等唐代造像。摩崖造像群分两群6号（组）共计1380龛；千佛堂石窟佛像940龛，大多为供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见张稼农《隆尧县宣务山文物古迹概况》）

应当说无论从印度高僧南宫建塔造像，到佛图澄襄国弘法；从邢台一带高僧辈出、寺塔林立，到工艺精湛的宣务山石刻造像群，以及民间石佛龛造像，它们对邢台地区佛教思想的传播和邢窑佛教造像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艺术特征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传入以及在中土的兴盛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大发展，佛教题材成为雕塑最主要的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如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它们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出其他门类，同时波及到陶瓷艺术之中。而邢窑佛造像的创作题材和艺术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石窟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无论衣饰的处理，面部表情的刻划，还是“刀法”的运用，甚至质地的追求，均与石刻造像有异曲同工之妙。诸如雕塑语言中的“犍陀罗风格”、“湿贴薄衣”、“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等，同样见于邢窑陶佛像之中。

内丘西关曾出土单体圆雕陶佛造像，头像头顶肉鬓，面相方圆，两耳垂肩，鼻部残（原应为高鼻梁），眉目清秀，表情庄严，略显冷峻。头光内有莲瓣花纹，惜肩下无存，它们为北朝释迦坐像。说明邢窑在北朝烧造瓷器同时，亦有佛像烧制，其造型特点追逐同时期石刻造像之风；2003年在内丘礼堂邢窑遗址出土白陶立佛像，通高23厘米，系硬质白陶。头束有发结佩饰，宝缯耷于双肩之前。面相方圆，眉如弯月，眼睛眯成一条弯缝，嘴角含笑，两侧各有小圆酒窝，表现了健康的女性之美。体态轻盈匀称而优美，线条流畅疏朗，取舍有度。细处精微，整体简约，有学者曾将此类陶佛造型风格定为北齐是有道理的。

邢窑陶佛龛有早、晚期之分。烧造时间约在北齐至中唐之间，其表现内容和艺术特点，延续了石窟造像之风，其形制类于缩小的石窟佛龛。北朝的佛龛多为硬质陶，龛的中央为弥陀佛，端坐于“工”字座上。面形长方，高鼻修直，眼长而弯，两耳下垂。身着袒右肩，褒衣博带式袈裟，衣纹细密有序；左侧有观世音菩萨左手持净瓶，右侧有大势至菩萨左手持花蕊，分别站于两侧；左右边框又有金刚力士分别站立。龛正上方有正面龙首，两侧有飞天飘舞。龛下方基座中央有佛祖出世或赤身夜叉，左右各有形状类狗的护法狮子蹲坐两旁。而晚期（中唐以后）的陶佛龛大多为低温白陶或粉红陶，形制与北朝虽有类同，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无论“形”的准确性和“线”的力度等，都与北朝造像无法比拟。

邢窑陶佛造像的兴衰，与邢窑白瓷的命运息息相关，到了邢窑衰落期的宋元，邢窑陶佛造像也由原来规格的圆雕和佛龛，逐渐退化为小巧玲珑、类于玩具的摩诃罗而流传于民间，完全失去了昔日庄严、神圣的灵光。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和普及，这一宗教传播手段逐渐被简便易行的木刻版画——纸马（又曰神码）所代替，并在这一地区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