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与中国美术

世界上的宗教，无不重视用艺术形式来宣传教化，尤其是美术。佛教作为东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宗教，更是深谙此道。梁慧皎《高僧传》即云：“敬佛像如佛身，则法身应矣。”可见寓教义于艺术形象，直接去感化芸芸众生，这是自佛教形成乃至流布到汉地以来一以贯之的历史事实。现仅就佛教东传影响我国美术发展的主要方面略陈管见。佛教传入，首先引起了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此前的美术创作基本上是由工匠（画匠）完成的，而此后则出现了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士大夫画家。孙吴的曹不兴，两晋的张墨、卫协、顾恺之、戴逵、王广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们的绘画，尤其是佛画的创作在当时就令人瞩目。晋明帝司马绍以帝王之尊绘制佛像，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美术的发展。而建寺造像、依经图变以求福报的民众心理则为佛教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契机。此后，画家与工匠（画匠）的结合，为工程浩大的造像艺术，如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的开凿及装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代佛教美术的繁荣，正是在一大批专业画家和无数工匠、画匠的共同努力下，才取得了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的伟大成就，成为光辉的艺术典范。其次，佛教传入带给中国美术全新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群像的塑造。且不说各种域外风光及世俗民情使人耳目一新，单就题材而言，就新添了变相画、经变画、供养人画等品种。这种经变、变相的创作，至唐而臻于极致，出现了吴道子、张孝师、卢　伽、杨庭光、王韶应、皇甫轸、范长寿、陈静眼、杨仙乔、尹琳等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大师。他们创作了数以千万计的作品，遍布于大唐帝国的都市胜刹，甚至于乡村梵宇，教化了无数的民众。《唐画断》即谓吴道子画“地狱变”，“都人咸观之，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而佛教中的人物造像，更是琳琅满目。姿态各异的佛、菩萨、罗汉的塑像和画像，无不引起清信士女对佛国清净世界的向往。至今在许许多多信徒家的神台之上，大都供奉着眉清目秀的观音或身宽体胖的弥勒像。可见即便在现代社会，佛教美术依然是民众宗教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士大夫而言，随着禅宗的兴起，由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开创的文人写意画，历宋元明清迄于现代，名家辈出，长盛不衰。特别是其中的山水画，无不洋溢着禅意禅趣。复次，佛教美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的不同流派，它促进了中国美术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说：“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此即后世所谓四家样，实指四种不同的流派和风格。曹家样由北齐曹仲达创制，其所绘人物衣服紧窄，后人誉为“曹衣出水”。张家样由梁张僧繇创立，其特点是骨气奇伟，运笔时把书法艺术的点、曳、斫、拂诸笔融会贯通，形成明快、潇洒的简淡风格。吴家样为唐吴道子首创，因“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后人赞之为“吴带当风”。特别是兰叶描的运用，自然舒畅，奔放不羁，予线条的表现力以新的内涵，颇受大众欢迎。周家样是唐周　所创，其特点是“衣裳劲简”、“彩色柔丽”，所绘妇女形象以丰厚为体，尤其是他妙创“水月（观音）之体”，影响后世甚大。与此同时，佛教传入给中国美术带来了全新的技法和理论。就图案制作而言，先秦两汉时期的装饰纹样变化不大，多是传统的云气纹、云山纹、龙纹及其它常见的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则罕见。佛教传入之后，图案样式大大丰富，出现了狮子纹、忍冬草纹、锯齿纹、　字纹等，尤以莲花纹和佛光的大量运用，更增强了宗教艺术的表现力。就构图而言，先秦两汉时仅是平列所有形象，没有纵深和远近的空间关系的处理，缺乏立体感。魏晋以后，由于佛教美术的影响，焦点透视法得以广泛应用，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增强，栩栩如生而魅力无穷。特别是凹凸法的引入，使图画艺术具有了浮雕的审美效果。据唐人许嵩《建康实录》记载，梁人张僧繇即以此法绘一乘寺，“寺门遍画凹凸花，世咸异之”，致使该寺更名凹凸寺。今人范瑞华指出：“盖吾国绘画，向系平面之表，而无阴影明暗之法，自张氏仿印度新壁画之凹凸法后，至唐即有石分三面之说矣。”据此可知，凹凸法作为一种绘画技法，处理的是三维空间、透视与色调对比诸问题，它给中国画家以巨大的启迪，不仅被画家所接受，而且颇受世人赞誉。在此基础上，后人又创造了“没骨画法”，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外，天竺绘画理论中的“六支”说，对谢赫绘画的“六法”论也有影响。于此中外共知，匆需赘述。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美术中所表现出的丰富的人文精神，也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如莫高窟254窟的“摩诃萨本生”所绘的摩诃萨舍身饲虎和275窟“尸毗王本生”中尸毗王割肉贸鸽的壁画，体现了佛教舍己救人、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与儒家提倡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相契合；其285窟“须菩提品”之孝子故事，亦与儒家古老的孝悌观念相符；而33窟、113窟等大量描绘西方净土世界的壁画，则表现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凡此种种，皆是大乘佛教所倡导的精神，它们一直流淌在华夏民族的血脉之中。总之，佛教传入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流而不是源。因为早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华美术的成绩便己斐然可观。如王逸《楚辞章句》就说：“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可知绘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佛教东传之后，给中国美术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带来新的题材和风格，不唯使中国美术得到迅猛发展，且佛教美术自身亦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枝奇葩。